第三，主動建立和加強與承接國家之間的全球價值鏈聯繫，通過合理引導和布局中國製造業產業向外轉移的區域和產業環節，構築與中國本土產業環節之間高效科學的分工配套聯繫，爭取新一輪全球產業價值鏈結構調整的主導權。應盡快對中國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的影響因素、趨向和中國策略作出全球科學評估，為企業提供更加規範科學的海外投資政策支持和科學戰略引導，將過去以企業分散投資為主的模式，引導向構築相互呼應協作的集群投資模式，從簡單的產能轉移方式，因地制宜地形成包括股權投資、貿易、生產外包等多元化模式的對外投資格局，逐步建立中國本土企業能夠較好掌控的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將產能的對外轉移轉變為中國企業國際化擴展，並借此加快本土產業轉型升級步伐。
第四，加大與全球製造業第二梯隊國家的價值鏈融合，加快引進高品質的外資和技術，加強產業和關鍵技術合作，努力提升在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的相對地位，向上游關鍵環節提升，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和對產業全球價值鏈的掌控能力。日本、韓國、德國等製造業強國，是全球製造業第二梯隊國家，在過去十多年全球價值鏈重構過程中，紛紛通過向產業鏈中上游的核心技術環節集中，增強對關鍵環節的壟斷和掌控能力，提高產業附加值，最終實現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升級。目前，這些國家已經與中國在以大規模製造為特征的產業體系之間形成了清晰的互補性分工格局。這些國家的產業利益，需要通過與中國大規模製造體系之間的緊密融合，才能獲得在全球價值鏈的相應價值，實現其核心技術的壟斷利益。近年來，面對中國提升產業技術水平的需求，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開始從簡單的垂直型分工向深度的技術合作方向轉型，水平分工的特征逐步顯現。這一調整方向，有助於這些國家更好地實現已有核心技術的市場價值，正得到這些國家的重視和積極回應，也為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升級提供了重要機遇。
第五，深化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合作。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繼續深化全球價值鏈的細化分工和全球布局，突出強化在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區域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產業分工與合作，強化國家間的雙邊多邊合作和自由貿易合作平台的建立，相對弱化周邊國家依靠進口關稅形成的產業轉移的影響力。對企業向外轉移的需求，應從被動地“堵”，轉向更加積極的引導和布局，通過建立外移產業與本土產業之間更加緊密的分工合作關係，提高對本土產業體系的依賴性，延長本土產業體系繼續貢獻的幅度和能力，同時為挖掘中西部地區承接東南沿海地區產業鏈轉移的潛力創造更多的空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