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網評：無法複制的中國經驗 可以讀懂的中國國情
來源：中國網 作者：楊新華 李小華
從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抗疫和輿論，就一直是兩個平行的戰場。對中國和其他國家抗疫路徑選擇的爭議和交鋒也從未停止。
進入四月，中國戰疫重心轉向嚴防外部輸入和篩查無症狀感染者。與此同時，美國的確診患者數節節攀升、突破60萬大關；歐洲國家牢牢占領“第二陣營”，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此前趨於平靜的日本、新加坡又現升級態勢；更令人擔心的，是印度和非洲或將“在沉默中爆發”。在全球抗疫的整體圖景中，中國首戰告捷，率先進入“緩疫階段”，是振奮人心的信號。
總結迄今為止與新冠疫情的較量，不可否認中國以舉國體制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巨大能量。特別是在抗疫進程中，不管是應急響應、資源調度、醫療科研、軍地協同、聯防聯控，還是責任追究、輿論疏導，都在因重大危機催生積極變化，進而沉澱為制度創新和變革。這樣的變化，既發生在政府層面，也發生在社會的自組織體系中。
大難當頭，各自努力。撇開個別國家在疫情早期的盲目樂觀和隔岸觀火不說，在多數時間，世界各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全力應對，其中不乏參考和借鑒中國經驗。
世衛組織訪華專家組組長艾爾沃德3月4日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就提出中國遏制病毒的7點經驗值得借鑒效仿。之後世衛又在不同場合反覆推介中國經驗，特別是中國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應對措施，稱之為疫情應對的“新標杆”。當然世衛組織也推薦了韓國、新加坡的做法。
只是從演變劇烈的疫情數據看，各國對中國經驗的複制不能被稱為成功。截至4月14日，已有6個國家的確診數和7個國家的累計死亡人數分別超過中國；而從病死率的統計看，中國以4%排名47位，有7個國家的病死率高達10%以上。
與死亡相關的數據，無論高低，都足以讓人敬畏。縱觀各個國家的抗疫策略，不管是“社交隔離”、“佛系抗疫”還是“集體免疫”、“相信上帝”，都是面對史無前例的疫情做出的現實選擇，其中也摻雜著必然和無奈的成分。決定抗疫走向和結果的，包括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經濟實力、產業基礎、發展水平乃至宗教信仰等諸多因素。
也正因此，抗擊新冠疫情也為外部世界讀懂中國國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舉國體制下的戰時動員能力。千萬人口的武漢全城封禁、醫療人員物資火速馳援、火神山雷神山刷新“中國速度”、大建方艙醫院實現應收盡收，甚至緊急撤換湖北和武漢兩級黨委一把手，終於使武漢幾近失控的疫情全面扭轉。而在全國範圍的“一級響應”下，一年一度的“人類大遷徙”瞬間凍結、14億人居家隔離、社區防控網格化管理和地毯式排查，真正實現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常被西方媒體詬病的舉國體制，在抗疫的戰時狀態體現了特殊優勢。反觀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衛生體系，1月31日即首先宣布對華旅行禁令，但高度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決定了聯邦政府無法快速、全面調動全國資源，黨派政治、官僚主義和“選舉年”因素，又讓決策過程浪費了太多時間。
完整的工業體系和製造業能力。新冠疫情考驗了中國，也提醒了世界，強大的製造業對一個國家有多麼重要。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就是讓中國形成了超大規模製造能力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特別是構建了強大的應急物資保障體系。疫情暴發正值春節，中國政府緊急動員，醫療物資生產企業率先復工達產擴能，大批其他行業企業轉產應急，短短20天就實現了醫用防護服和N95醫用口罩產能產量十數倍增長。這些“無中生有”的醫療物資，保障了中國以湖北和武漢為核心的抗疫戰爭，中國疫情回落後又轉向支持疫情風暴中的國際社會。但對於多數國家來說，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並不現實，面對不期而遇的重大疫情，恐怕無法擺脫對全球化產業鏈的依賴。
智能互聯網時代的技術紅利。人們記住這個特殊的“長假”，也會記住科技和互聯網在這場疫情中的貢獻。利用5G、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醫務人員開展遠程會診、線上問診，避免了稀缺的線下醫療資源被擠兌；通過大數據分析，科研人員進行病毒溯源和傳播路徑分析，更快地逼近真相；借助手機定位分析和在全國推廣“健康碼”，疫情管控部門對感染源的篩查、追蹤、控制和隔離獲得了極大便利；機器人、無人機更是有效減少了人際接觸。這一切，都是非典時期難以想象的，而被移動互聯網深度改變的現代服務業，比如電子商務、物流運輸，也讓長達數月之久的“宅”生活成為可能。中國這樣充滿韌性的社會基礎設施體系，並不是很多國家能擁有。而有些國家因為擔心對個人隱私的侵犯，在運用科技手段排查和追溯疫情方面顧慮重重。
對生命尊嚴和經濟損失的權衡。“人民至上”，只是每個國家愛惜國民的方法不同。中國採取的“四早”原則，面對新冠病毒“人傳人”和“無症狀感染”的特征，必然意味著嚴格的防護要求和苛刻的相互隔離，也意味著將付出高昂的經濟成本。但中國依然以壯士斷腕的方式，讓經濟運行強行停擺，給抗疫騰出充分的時間空間，直到新增病例幾近於零。疫情衝擊了許多行業和地區的產業鏈，大量中小企業難以為繼，不少家庭停工失業艱難度日，國家和國民一起承受著疫情帶來的巨大損失。而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對疫情的評估盲目樂觀，反覆對國民釋放錯誤信號，對醫護用品的短缺缺乏預判，在保生命和保經濟的天平上猶豫不決，乃至做出了錯誤的抉擇。難怪“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如此評論：“疫情之下，生命的價值重於經濟上的算計，這是中國打敗新冠病毒而美國步向災難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中國兩千年儒家思想培育的集體主義、共同體意識和秩序觀，往往形成上行下效、令出即行的社會動員，國民與國家在危難時刻一條心、同進退。17年前的非典也奠基了國民的公共衛生素養，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離等防護意識得以普及。相比之下，奉行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對政府指令的服從和協調一致的行動，恰好走在了秩序的另外一頭。
當然，中國的新冠戰疫並非無可指摘，也同樣損失慘重。疫情早期的報送機制失靈、信息披露遲滯、地方政府管治能力薄弱，一度被國內外輿論輪番攻擊。醫療資源集中用於抗疫，導致其他病患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在疫情輕微地區，為了封村、封小區，具體執行者自我賦權、野蠻作業，也凸顯了地方和基層治理薄弱渙散等諸多問題。
獨特的國情，繪就了中國獨特的抗疫圖譜。有些“作業”可以抄，也有些經驗無法複制。那些不能複制的中國經驗，取決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制度基因、集體記憶和現實國情。正是由於政治體制、文化價值觀異於中國，社會運行有著完全不同的底層邏輯，導致了西方國家與中國抗疫路徑選擇的大相徑庭。
單以應對新冠疫情來評判東西方制度和運行機理的優劣，難免失之草率，但承認歷史經驗和現實制度的多元差異，中國基於自身國情開展的抗疫戰爭，理應獲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
或許是西方一些偏狹的媒體和政客無法正視，也不願面對，讓他們一廂情願的解讀與中國現實產生了明顯錯位。但如果他們想真正讀懂中國歷盡艱難、九死一生的戰疫故事，還是要首先讀懂中國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