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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社會不平等已經固化，即便有所改善也十分艱難。 |
中評社╱題：當代資本主義演進下的美國社會不平等 作者：虞衛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20世紀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產業結構的調整，資本主義週期性問題和金融業的膨脹等。這些變化徹底改變了原有的財富積纍和財富分配模式，導致了貧富差距加劇。美國的贏家通吃政策，政府鼓勵企業做強做大，促成壟斷，有利於集中發展國力。但同時，全球化、產業轉移和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外移等，卻影響中小階層人群的收入。人工智慧的應用，在不久的將來，對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的影響會加劇，底層人群的收入依然無法提高。
一、美國社會不平等的概況
1.以單項標準來計算的話，美國收入不平等達到了1928年以來最嚴重的程度。根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1982年，收入最高1%的家庭掌握了10.8%的稅前收入，而底層90%的家庭占全部稅前收入的64.7%。而三十年後，2012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掌握了22.5%的稅前收入，而底層90%的家庭所占份額下滑至49.6%。
2.相比大多數的發達國家，美國社會更加不平等。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資料，美國收入不平等情況位列經合組織31個國家中的第10名。這項排名是基於“市場收入”，也就是計算通過稅收政策和收入轉移計畫進行再分配之前的收入。而如果將稅收和轉移支付計入統計的話，美國的不平等情況則上升到第2位，僅次於智利。
3.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白人和黑人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由1967年的19000美元上漲到2011年的27000美元（2012年的美元幣值計算）。2011年，黑人家庭平均收入為白人家庭的59%，較1967年55%的水準略有上升。2007年，這一指標為63%。
4.美國人相對不關心富人與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調查，在收入分配級別中，位列前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的收入是倒數五分之一的16.7倍。但是，衹有不到一半（47%）的美國人認為貧富差距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發達國家中，衹有澳大利亞人對貧富差距的關心程度更低。但是位列前五分之一的澳大利亞人的收入僅是倒數五分之一的2.7倍。
5.財富不平等甚至要大於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Edward Wolff）發現，美國前五分之一家庭擁有59.1%的收入，而最富有的前五分之一家庭卻掌握了總財富的88.9%。
6.金融危機加重了這些不平等。其表現形式是更高的失業率、失去的家園和停滯不前的工資。雖然富人們在股市損失更為慘重，但他們卻恢復得又好又快。事實上，自經濟衰退以來所謂的“復蘇”的收益絕大部分都進入了最富有的美國人的口袋。與2009年相比，2010年美國所創造的額外收入中的93％都為最上層的l％美國人所得。窮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大部分都集中在住房上。隨著平均房價從2006年第2季度到2011年年底下降了1／3以上，那此肩負大筆抵押貸款的大批美國人眼看著自己的財富基本上消失殆盡。在社會頂層，企業CEO們能夠非常成功地維持他們的高工資；除了在2008年略有下降，至2010年，CE0的年薪與普通工人的年薪比率又回到了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比率——243：1。
2011年以來，一些無派別傾向的組織機構相繼發佈一批最新統計資料，與保守派的統計結果針鋒相對。如2011年10月，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佈的資料表明：“1979～2007年間，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稅後家庭實際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間3/5的人口衹增長了不到40%”；“頂層20%人口的稅後實際收入增長了10個百分點，其中絕大部分又流向了1%的最高收入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額則下降了2～3個百分點”。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資料也顯示，在2010年的家庭總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貧困的家庭衹占3.3%。而1980年，即所謂“里根革命”開始之初，二者所占份額分別是44.1%和4.2%。也就是說，在這30年問，最貧困家庭的收入減少了21.4%，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而其他各20%的家庭所占收入份額，都有不同程度減少。美國人口普查局還對頂層5%家庭進行統計，其所占收入份額，從1980年的16.5%增加到2010年的21.3%，即增長率達到29.1%。到2010年時，頂層5%家庭所占收入份額要大於底層50%的家庭總和。
二、對美國社會不平等的認識
自由派和保守派學者都承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與極少數上層階級，在收入和社會財富佔有上的差距擴大了。但是，二者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場的學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學者強調，戰後長期以來生產率增長與工資增長之間的正比關係，已經被打破了。在過去30年間，生產率大大上升，美國社會從中受益的人群衹有1%。2000年以來，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賽斯等關於頂層收入者的相關研究，為自由派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他們通過對美國國稅局歷年發佈的統計數據分析中發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美國頂層家庭收入所占份額急劇擴大。到2007年，頂層1%家庭佔有的收入份額約達到24%，為1928年即大蕭條開始前一年以來的最高水準。而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這一數字從未超過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間。
保守派學者認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們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異，因此收入不平等是件好事。它能夠促使人們努力地改變現狀，而如果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收入、地位、聲望和報酬，多數人將很難產生奮發向上的動力。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米切爾·坦納這樣比喻說，經濟決非一塊具有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個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這塊蛋糕的尺寸是無限的。但為了讓蛋糕變大，需要讓人們成為有雄心、有技能的風險承擔者，需要人們為更大的分享而努力奮鬥。這意味著他們必然因其努力、技能、雄心以及承擔的風險，而得到回報，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大的不平等。他引用哈耶克的話總結道：“我們期望實現的經濟飛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不平等的結果。”我們尋求的是一種更少貧困的繁榮和不斷增長的經濟，其中每個人都能因其才華和本能而實現自身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誰還需要平等呢？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丹尼爾·黑爾也表達了同樣觀點。他指出，如果不平等的發生是受更專業化的經濟驅動，人們因為自己的生產而賺了大錢，並且能夠像“蘋果”的史蒂夫·約伯斯之類的企業家一樣，為人們創造有價值的產品和就業，那麼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人們應為此歡欣鼓舞。顯然，在保守派那裡，“機會平等”遠比結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學者反對以個人能力和努力來界定不平等，認為天生的不平等制約了機會平等的實現。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對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傳統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美國社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出身至關重要，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爬到社會中層，更不用說社會頂層。以來自社會底層的孩子為例，他們即便與那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相比，具有相同或者更高的天資，並且通過努力上了好的大學，但由於缺乏資金支持，因而更加容易輟學。2012年1月，在政府智囊機構“美國進步中心”發表的演講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在分析美國的階級不平等狀況後認為，美國社會的高度不平等使代際流動水準較低，從而形成了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即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將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他預測，到2035年，美國的代際流動甚至會比現在還少，那時個人出生時的階級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的經濟前景。
與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學者更加關注和重視分配，強調如果把經濟比作一塊大蛋糕，富人分享得越多，其他人分享得就越少。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於政策的鐘擺越來越偏向富人一邊，富人獲得的蛋糕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中產階級”不斷萎縮，作為當代美國政治標籤的“美國夢”已經破滅。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人們以為問題是債務過多，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沒有被廣泛分享。美國目前的中位收入水平甚至低於25年前的水平。皮凱蒂指出，美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比上世紀60年代末期還要低。美國當前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7.25美元，而按今天的美元購買力計，60年代末的水平則達到10美元/小時。斯蒂格利茨認為談論工資問題時不能僅僅談論最低工資，還需要談論CEO的報酬水平。在美國，CEO的報酬由普通員工工資的30倍上漲到300倍，在斯蒂格利茨看來這是毫無理由的，因為你不能說在這個時期內，CEO的生產力水平增長比社會水平快了10倍。克魯格曼則在美國社會中觀察到一種你死我活的競爭，這正是社會不平等加劇的絕好體現。美國貧困現象難以消除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地理本質。空間發展不平衡和它的流動性這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因為不平衡現象是會遷移的），促成了美國貧困現象的持久性。貧困是可移動的。貧困的狀態不僅僅反映你現在所處的環境，也能反映你過去和將來所處的環境，所以貧困本質上是具備地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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