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通商中國，它的側重點在哪兒？
“通商中國”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誤會，其實，它並不做任何商業或經濟項目，而是希望建立個以華文華語為交流媒介的平台，造就一批雙語雙文化的中流砥柱，保留新加坡多元文化傳統，搭建聯繫中國與世界各地文化和經濟的橋樑。它成立的唯一宗旨是幫助新加坡人瞭解中國、認識中國，希望能夠在未來與中國經商的過程中提供便利。
新加坡政府為了一碗水端平，不能給通商中國投錢，否則別的族群會說，怎麼把納稅人的錢用於支持一個專門與中國加強溝通的機構。因此，這個組織是由李光耀發起，但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來籌辦，主要由商界資助，自己也辦一些自負盈虧的項目，如每年七八月舉行的“慧眼中國環球論壇”。既然是商業公司資助，終極目的是方便新加坡人與中國通商，那麼，需要在名字中有所體現，因此，就叫了這麼一個名字，其實相當容易引起誤會，以為它是個商會或商業平台。
4、您覺得“一帶一路”推出後，中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對外投資模式）是否發生了變化？
許：中國外交政策先發生變化，然後才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十八大後，中國外交政策開始發生變化，一個巨大變化是，從當年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到現在“有所作為”而且付諸行動。“一帶一路”是這些改變的一部分。
5、您覺得“一帶一路”推出後，中國的國家形象是：變好、變壞、沒變？
許：從新加坡來看很複雜，“一帶一路”倡議剛出來時，新加坡就表態支持“一帶一路”，沒有反對或負面想法。新加坡是發達國家中最早支持“一帶一路”的，沒有“之一”。但是，2016年發生中新外交摩擦後，對中國的形象形成兩種看法。一種是在中國工作的新加坡人，他們的主流看法是認為新加坡不對，因為長時間居住在中國，並且看的都是中方媒體報導的新聞，外加有些人祇是企業中層幹部或小老闆，自身視野並不開闊，所以就很容易偏聽偏信。一種是在新加坡長期與中國做生意的大企業老闆，他們的看法就比較中立，因為居住在新加坡會接觸到本國的言論解釋。
但是，這兩類人共同的態度就是無論中國對錯，都不要與其引起糾紛，甚至發生對抗。還有一種是新加坡的反對黨支持者，從他們看來，2016年的外交摩擦證明人民行動黨（PAP）政府失策甚至無能，他們當然也認為是新加坡政府不對。
總的來說，中國國家形象在新加坡人眼中應該是好多於壞的。“一帶一路”提出後，普遍的看法是“一帶一路”有利於本區域，尤其是有利於新加坡。
薛：新加坡認為中國哪些行為是錯的呢？
比如，中國媒體片面報導說，李顯龍在美國說中國不好。其實，李顯龍在說完中國後也批評了美國，說美國自己不遵守國際法，就無法要求中國這麼做。而媒體僅截取了批評中國的部分，讀者一看，感覺李顯龍徹底站到了美國那邊。
6、您如何評價中國的南海政策？有利於還是不利於“一帶一路”建設？您的建議是？
許：南海政策和“一帶一路”建設沒有矛盾，中國是從兩個方面分別推進。“一帶一路”是一個宏大、長期的倡議，要慢慢推進。在推進的過程中，它給東南亞國家帶來經濟資源以及做好民心相通，那麼東南亞國家可能會在獲利的同時，減弱與中國在爭奪領土上的抗爭，甚至可能稍作讓步。所以，我認為這兩個行動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推進的過程，最終目標是提高中國在本區域的影響力。
7、您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如何改進？
許：很難判斷。就目前來看，“一帶一路”的有些項目已經開始建設，有些還在談。某些項目故意冠上“一帶一路”的頭銜，實際上與“一帶一路”關係不大。所以，目前很難判斷中國是用力過大，還是過小。不過，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應該單槍匹馬推進這些項目，要多考慮所在國的需求和人力，甚至要與第三方的投融資進行合作。
8、您是更歡迎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作為“一帶一路”的實施者？
許：我沒有研究過國企和私企在“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的比較研究。從直觀感覺看，國企和私企都會被貼上“中國”標籤，其商業行為很容易被認定為中國國家行為。比如，一篇文章報導，中國私企在歐洲投資港口遭到當地政府反對，原因是擔心被用來做中國軍港，影響本國的戰略安全。這就是將私企投資當作中國的國家行為，等同於可能的軍事擴張或者至少是軍事存在。所以，對於外國來說，區別國企和私企沒有意義。
訪談人簡介：薛力，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國際政治、中國外交、能源政治、亞洲一體化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