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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趙可金（中評社 李娜攝） |
“一國兩制”實際上有一個大概念和一個小概念。小概念就是基本方針政策，《基本法》寫了保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即便修改《基本法》，都不得跟這個相抵觸，這就構成了一個修改限制。陳端洪表示，任何國家的具體政策，都會因為政治危機、社會危機、經濟危機進行調整，具體政策很靈活的。從根本、大的層面上來講，中央也反覆強調，堅持“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至於修改《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159條規定寫的非常清楚，啟動權或者提案權是要具備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這三個主體。但他強調，此次香港事件與修改《基本法》有何直接聯繫？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鞏固依賴國家支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表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獲得，與回歸時所設定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緊密相關，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安排，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難以得到維持，更難以得到鞏固和加強。
回顧1997年香港回歸到現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實受到了不同力量或者不同形式的干擾和衝擊，有些是基於經濟目的，比如說國際游資大資本做空；有些是基於政治目的，利用金融中心進行政治要挾。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2014年非法“佔中”運動、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1997和2008顯然是偏向於全球游動資本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衝擊，是為了金融套利。2014年非法“佔中”和2019年的“反修例”有明顯的政治目的。
歷次香港金融體系遭遇到的重大衝擊，中央政府是怎麼做的？田飛龍介紹道，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內地經濟非常困難，但我們幾乎傾其所有、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救市，使得在回歸之初，中國政府、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與香港的金融監管機構、香港社會之間結成了緊密的金融安全的命運共同體。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同樣波及香港，如果沒有內地經濟的堅挺和穩定，相信香港各個階層和香港社會也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因為背靠內地的市場和國家的支持，香港安然度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2014、2019年的政治目的就非常明顯了，以“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來反向要挾或者威脅“一國兩制”，這是個很滑稽的邏輯。他們追求的實際上是跟自己利益相違反的、不正常的、不理性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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