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18日電（實習記者 曾希茜）17日晚上，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邀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和必拓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席格雷格·麥卡錫教授擔任“北閣論衡·第25講”系列的講座嘉賓，來探討話題“澳大利亞的‘中國焦慮’，及其表現行為和方式”。
格雷格·麥卡錫教授認為中國的崛起給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帶來了焦慮，即所謂中國所導致的焦慮（Changst）。麥卡錫教授說到中國的崛起衝擊了二戰後的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這種衝擊也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產生了一種焦慮。這就是麥卡錫教授所說的“中國焦慮”。西方國家在應對中國崛起時其實是有些矛盾。他們一方面想通過將中國納入到西方所主導的體系之中，使其像蘇聯解體，採用西方的體制，最終被納入到西方的體系中來；而另一方面就是想對中國實行遏制政策。這種矛盾體現了在現存經濟發展依賴程度如此之高的國際體系之中，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果對其一味地遏制不僅對中國發展不利，對自身帶來的也是“傷敵八百，自損一千”的後果；而放其不管呢？又唯恐中國的崛起帶來的威脅會更大。西方國家擔心“歐洲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而中國的現在就是歐洲的過去”。所以說西方國家的“中國焦慮”並不是現代信息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產物，這早在新中國成立之時就出現了。而其每次出現都是因為中國的實力上升給西方國家帶來的威脅感所導致的。美國致力於遏制“中國焦慮”，這也得到了其他國家的回應，澳大利亞就是這些國家當中最積極的一個。
麥卡錫教授再解釋完“中國焦慮”這個術語概念之後並詳細論述澳大利亞的“中國焦慮”的表現，他舉出了一些案例。這些案例包括了中鋁集團想收購力拓，但是因為澳大利亞政府擔考慮到中鋁的國有企業的身份收購澳大利亞的企業會對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拒絕其收購方案。因為澳大利亞政府擔心這種經濟低級領域的合作發展的溢出效應向高級政治領域溢入，並以此而來影響政府的行為，進而最終傷害其國家利益的；許多中國人民和中國的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房地產，但是近些年來澳大利亞政府對於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在其本國購房等問題上也出台諸多法律法規加以限制來維持本國的市場穩定；2016年，澳大利亞批准了將其最大的牧場企業，即基德曼庒園出售給由中國和澳大利亞共同組成的財團，但此前，澳大利亞政府因為國家安全原因拒絕了兩份由中國投資者主導的收購基德曼庒園（Kidman）的提議，因為相關交易涉及澳大利亞1.3%的土地和2.5%的農地面積；澳大利亞成為越來越多中國學子出國留學深造的首選之地，麥卡錫教授同時也通過一些數據來說明在澳的中國留學生所帶來的一些問題。麥卡錫教授指出中國崛起，使得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警惕性是越來越高，尤其是澳大利亞。這幾個案例的列出，麥卡錫教授意在說明，儘管現在中澳兩個之間的關係發展越來越緊密，兩個的經濟貿易領域的交往也是越來越廣泛，但是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警惕是會影響到兩個之間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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