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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台認知戰是美國深化“以台制華”策略的新手段之一 |
中評社╱題：“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戰略邏輯、實踐及其影響” 作者：何達薷（天津），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俞婧婷（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研究生
【摘要】拜登政府的涉台認知戰是為實現認知域“以台制華”目標而發動的涉台信息戰和輿論戰，其主要通過引導台海安全輿情走向、進行台灣問題國際化叙事建構、配合民進黨當局認知戰等途徑展開。涉台認知戰是美國深化“以台制華”策略的新手段之一，意在獲取台灣問題的叙事主導權以及形塑台灣問題的“新國際認知”，進而為其涉台政策提供依據。當前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不僅衝擊著國際社會的傳統涉台認知，而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國際社會的涉台政策走向。
信息和智能技術的發展衝擊著傳統戰爭形態和作戰方式，作為科技發展和大國競爭的混合產物，注重非物理場域的認知戰已成為當前中美博弈的新方向。2022年拜登政府發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指出，新興技術改變戰爭，僅僅依靠常規力量和核威懾已不合時宜，未來與中國的競爭將基於“綜合威懾”，既包括海陸空等傳統軍事手段的運用，也涵蓋技術、信息、經濟等非傳統軍事手段的整合，這種非傳統軍事手段就包括了認知戰。就台灣問題而言，自對華戰略轉變以來，美國不斷拓展和深化“以台制華”的手段和力度，因此基於認知戰重要性的上升，拜登政府將認知戰運用於台灣問題上，一方面用於增強“以台制華”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意欲掌握台海政策的叙事主導權和形塑國際社會關於台灣問題的“新認知”。
一、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的內容與戰略邏輯
2017年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與對華認知戰事實上同步發展，其將認知戰作為對華意識形態博弈的新場域，在涉港、涉台、涉疆等問題上對華發起認知戰攻擊。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雖然將美國的部分注意力轉向歐洲，但并未轉移其對華競爭的戰略焦點，反而是加深了其“捆綁中俄”以及深化包括認知域在內的“全方位”對華競爭決心。2022年1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渲染中國正在發展“認知領域作戰”（CDO）概念，稱該概念旨在藉助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使先前的輿論戰和心理戰等概念適應現代信息環境，這有助於增強中國的大國叙事并塑造其在印太地區的有利環境。〔1〕同時，俄烏戰爭也增強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利用認知戰加強對華威懾的戰略意圖。2023年9月美國衆議院軍事委員會召開“與台灣防務合作”聽證會，出台的結論表示，“可信威懾”（credible deterrence）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核心，美國將完全致力於在言語和行動上加強對台海的威懾，其中既包括加強防務工業基礎、對台安全援助等領域的軍事威懾，也包括尖端技術、認知心理等領域的非傳統軍事威懾。〔2〕可見，作為現代傳播與神經科學等現代技術的結合體，認知戰正成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強化對華非軍事威懾的重要手段之一。當前，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進行的認知戰內容是：以台灣島內、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為目標受衆，利用其在全球主流媒體平台、科技聯盟、情報發展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以政論、情報、網絡和智庫報告等方式影響目標受衆，在台灣問題上對華進行信息戰和輿論戰，進而為其對台政策尋求“辯護”，實現認知域“以台制華”目標。例如，2023年9月美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布朗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其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中國一直在將其軍事能力現代化并投資於先進的武器系統，解放軍有能力在整個地區投送軍力并在台灣附近及周邊展開行動，因此為支持台灣有足够自衛能力，五角大廈已經成立了“高級整合團隊”來尋求途徑加快提供台灣自衛能力，也在通過國際軍事教育、訓練與安全合作等方式協助台灣建設非物質性的能力。〔3〕
從實踐看，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的戰略思維：一是將認知戰作為綜合威懾戰略下“以台制華”的新手段，以獲取國際輿情體系中台灣問題的話語主導權。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為進一步增強對華“競爭力”，其在國家安全層面提出的“綜合威懾”強調跨越軍事和非軍事的“全領域”對華競爭，將包含認知戰在內的非軍事威懾高度拉升至與軍事威懾持平。2022年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在闡述“綜合威懾”概念的同時強調中長期要改善信息共享和“非動能”（non-kinetic）工具的集成，而認知戰就是通過整合網絡、信息、心理和社會工程等“非動能”戰力，以便在無需物理戰鬥的情況下獲勝。〔4〕台灣問題是當前中美博弈的戰略點，因此認知戰亦成為美國增強“以台制華”策略的重要手段。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旨在中美博弈中獲得台灣問題國際叙事的主導權，構建符合美國戰略需要的涉台政策叙事。這一方面是因為基於因應對華競爭戰略下的“以台制華”政策需要，美國需要在原有“一中政策”框架不變的基礎上構築一套符合美國利益的涉台話語論述，為其涉台政策提供有利政策叙事情境；另一方面美國亦試圖采取先入為主的策略，快中國大陸一步掌握國際涉台輿論主導權，進而操縱國際社會對台海問題的“自發認知機制”，獲取國際支持，從而確立其在台灣問題上對華競爭的戰略優勢。二是利用認知戰形塑國際關於台灣問題的“新認知”，為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提供更多的國際支持。拜登上台以來，將台灣視為對華競爭的重要戰略資產，積極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在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上，拜登政府不僅是從實際行動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和事務，而且加強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叙事建構，將台灣問題與全球經濟和安全議題掛鈎，提出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政的政治叙事，從而構建國際社會對於台灣問題的“新認知”。顯然，以網絡、信息、心理為手段的認知戰有助於美國操縱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叙事傳播和影響國際社會受衆的認知機制，推動國際社會台灣問題“新認知”的出現，從而為美國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提供更多的國際支持。
二、拜登政府涉台認知戰的實施與途徑
2021年以來，拜登政府主要通過三個方面開展涉台認知戰：一是引導台海安全輿情走向，試圖在台海是否發生衝突、中國大陸采取何種統一方式等問題上掌握話語權。二是進行台灣問題的國際化叙事建構，傳播錯誤涉台認知，企圖消解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合法性。三是在網絡、情報等領域向民進黨當局提供支持，配合台灣當局對大陸進行“認知戰”。
（一）將俄烏衝突與台海危機進行類比，引導台海安全輿情走向
叙事話語權是影響受衆認知機制形成的關鍵要素，在俄烏衝突中，美西方國家就利用“首因效應”，通過先入為主的認知叙事手段掌握在俄烏戰場上的話語主導權。因此，美國在俄烏衝突後，其將台海危機與俄烏衝突進行類比，加大了台海可能爆發戰爭的論述，通過渲染台海軍事戰爭氛圍、揣測中國大陸是否動用武力、強化對華威懾論述等途徑在國際社會引導台海局勢的輿情走向。
首先，渲染台海軍事戰爭氛圍。俄烏衝突開始後，美國軍方和情報界高層相繼宣稱中國大陸已做好未來幾年在軍事上統一台灣的準備，不斷渲染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例如，俄烏衝突爆發後次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基諾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會議上將俄烏衝突與台灣問題進行類比，將2027年形容為一項解放軍的“軍事任務”（military task），認為大陸對台灣的“行動”時間在不斷前移。2023年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在接受CBS專訪時稱，情報顯示解放軍將在2027年前做好準備以對台灣實施“入侵”（invasion）。同年3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密利警示俄烏衝突後西太平洋正在發生一場被低估的軍備競賽，同時稱解放軍將在2027年做好“占領”（take）台灣的準備使得美國在這一地區開展工作變得緊急。除了高層的公開論述，對大陸“軍事威脅論”的宣傳也體現在相關報告中。例如，美國國防部在2022年的《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中宣傳大陸軍隊機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將使其在2027年具備收復台灣的能力，強行將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與大陸“武統”台灣相聯繫。2023年2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年度威脅評估》，聲稱北京正在部署軍隊以努力實現到2027年阻止美國干預未來可能的兩岸危機。可見，美國試圖以先入為主的策略，宣傳并誇大中國大陸要在台海發起戰事的可能性。同時，通過“入侵”“占領”等具有侵略性的表達，美國試圖抹黑大陸捍衛主權、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正當性訴求，製造大陸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不合理性”的國際叙事。
其次，牽引中國大陸是否“武統”台灣的輿論導向。儘管俄烏衝突後美國不斷渲染台海戰事危險升高，但對於中國大陸統一台灣的方式，美國則采取靈活的論述方式，在渲染台海風險上升的同時保留大陸和統的選項。美國情報高層曾多次指出戰爭風險上升但不意味軍事衝突不可避免，例如2023年5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艾薇兒·海恩斯在出席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全球威脅”聽證會時表示，儘管解放軍已經在發展軍事統一台灣的能力，但美國情報界的評估持續顯示北京領導人仍傾向以和平方式統一台灣。2023年7月馬克·密利在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NPC）向觀衆發表講話時也認為，儘管解放軍需要在2027年之前做好準備，但“中國軍隊‘入侵’台灣并非必然”。〔5〕這種看似矛盾的兩面論述其實是美國試圖掌控兩岸在統一方式上的輿論走向，因為不管將來台海是否發生軍事衝突，這種機動說法都可以使美國在可能的台海危機中占據道德高地，令其叙事更加游刃有餘，進而給其在台灣問題上的認知戰留下足够的迴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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