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知中疑美：拯救台灣的中道”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榮譽教授
【摘要】朱雲漢逝世後，我仔細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識倡議“知中疑美”，其實傳承了胡佛教授當年創立“澄社”時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經常對老友慨嘆：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台灣，學術界講究的是“西瓜偎大邊”，所以很難找到“中道”的市場。然而我卻相信：他們師生二位“窮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灣的“不二良方”。
元宵節過後，立即傳來兩件噩耗：首先是九十七歲的星雲大師辭世，接著是六十七歲的朱雲漢院士病故。前者令人感到不捨，後者使我覺得震驚：一九六七年，我返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任教，曾經到法學院兼課，朱雲漢曾經修過我教的社會心理學。當年上課時，他喜歡針對重要問題，追問不捨的情況猶歷歷在目，怎麼會這麼快就走了？
一、胡佛的志業
朱雲漢是胡佛教授的高足。胡佛(1929-2018)是江蘇揚州人，父親戴天球曾加入中華革命黨，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抗戰勝利後，獲選為第一屆制憲國大代表。胡佛從母姓，故姓胡。
胡佛青年時其跟大多數華人知識分子一樣，深受“五四意識形態”的影響，篤信“民主”與“科學”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1949年五月，胡佛隨父親從上海乘船抵台，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赴美國愛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主修“美國政府”與“美國憲法”。獲得碩士學位後，返回台大政治系任教，即以“推動民主憲政”作為終身志業。
那時候，正是台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1975年，在《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的支持下，《中國論壇》成為當時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重要的輿論陣地。胡教授參與筆陣，他跟楊選堂及韋政通三人，可以說是讓這個陣地發揮巨大能量的三位靈魂人物。此外他還在報紙雜誌上，寫出數百篇政論，鼓吹民主憲政，並且和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等人致力於黨內外溝通，成為社會公認的“四君子”，國民黨內人士則戲稱之為“四大寇”。
1979年十二月，美麗島事件爆發，胡佛等人不顧自身安危，多方奔走，營救因該事件而被收押之嫌犯，最後終於獲得總統蔣經國約見，而使美麗島事件能大事化小。
1986年九月，民主進步黨成立，在胡教授和陶百川等中介人士的折衝與協調下，歷經艱辛，終於化解了朝野衝突、零和對峙的危機。
民進黨成立後，朝野對立情況日趨嚴重。1989年四月，楊國樞與胡佛等人倡議效法英國“費邊社”，號召學界及社會菁英，共同組成“澄社”，胡教授身為關鍵發起人，並親自撰寫成立宣言，原本期望社員處在朝野之間，可以發揮“論政而不參政”的“中道”精神；不料事與願違，“澄社”成立後不久，內部發生“憲政體制”爭議，胡教授堅持主張“內閣制”，但遭到強力反對。他因而察覺“澄社”可能變質為“渾社”，當年十二月，即協同創社成員文崇一、韋政通、何懷碩退出“澄社”。
楊國樞教授是位十分重感情的人。當我發現“澄社”已經背離“論政而不參政的原則”，我也不再參與“澄社”的活動。後來有一次，我問楊先生：為什麼還不退出“澄社”？他一臉苦笑，搖搖頭說：“嗐！畢竟是自己一手創立的社團……”到了扁政府時代，許多“澄社”成員紛紛出任政務官，“澄社”也背離了創設時的理想，淪為“政務官養成所”。
在大是大非的選擇方面，胡教授的作風就果決得多。1994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開始掌握實權。三年後的六月，邀請胡教授以“憲法學者”的身份，參加國是會議的預備作業。當他察覺李“總統”的修憲意圖，竟然是推動“台獨”分裂，動搖國家認同，從根本上違背憲政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精神，立即斷然退會，拒絕為掌權者背書。當年六月24日，他更帶領“台大關心憲改聯盟”十多位教授赴陽明山中山樓，遞交台大校務會議的修憲建言，及校內近二千名師生聯署“反對修憲謀權”的名冊，提出抗議，並要求停止修憲。
在兩岸關係方面，胡教授生前最擔心的是政治人物因為認同錯亂，或政治計算，刻意製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與對岸十四億人之間的疏離、敵意與對立，他認為：這樣的操作手法，既不負責任，也極不道德。
胡佛雖然反“台獨”，從1980年代中期，他更邀集同道，組織“中流文教基金會”，劍及履及，推動兩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但他從來不干預他人或學生的政治信仰，也不認為參加民進黨就必然會主張“台獨”。
他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堅持是“科學研究方法”。從1980年代，他便帶領研究生，在台灣開始進行政治文化、政治態度以及政治參與的實徵研究。那時候，我在台大心理系開設“多項變數分析”統計課程，他特別要求他指導的研究生游盈隆和陳明通前來選修。1997年，他在幾位研究生的協助下，將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整理成《政治學科學研究》立本專書出版，從〈方法與理論〉，談到〈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
他認為：大學必須在自由與自主的環境中，才能充分實踐學術上的尊重理性與開放，因此，他旗幟鮮明地主張：“在台大校園中，不接受任何不容批評與詰難的學說與意識形態，也不允許任何政治勢力滲入校園，干涉我們自主的學統。我們的學統衹有學術權威而無政治霸權。”他所帶領的研究生也因而自稱“佛門弟子”。
二、“統一是必要之善”
很多人覺得奇怪：像胡佛這樣的自由主義大師，為什麼會主張國家主義？2013年，他以〈國家統一是必要之善〉為題，接受《觀察》月刊的專訪。他很清楚地表明：
國家層次的自由，是指一個國家不能受到他國的控制與干涉；否則這個國家就不能自主、不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主義者除了重視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個人“小我”自由，更應重視國家的“大我”自由，因為如果國家遇到內亂、外患，不能凝聚、自主，就失去了自主運作的自由，必無法保障國民的個人自由及社會的安寧。如此看來，國家的自由可稱為“大自由”，是大我透過國家這個政治團體行駛的集體自由；人民的個人自由則是“小自由”，衹是針對國家統治機構的政府而言的，要求政府權力不要限縮個人自由。從政治體系看，“大自由”與“小自由”不在同一層次，“小自由”必須有“大自由”保障，兩者並不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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