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進一步問他：“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他很精闢地分析：
過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二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輸給台灣，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
從2001年起，他帶領“佛門弟子”，開始從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朱雲漢教授是這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之後這個研究擴充到東亞13個國家與地區，從事公民政治和行為的變遷。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民主”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之一，但是長期實徵研究的結果卻一再顯示：中國大陸民眾對其政治體制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都相當高。這個穩定的現象迫使他們必須深入探討其中緣由。
這個故事跟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論轉向十分類似。1990年代，前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崩解之後，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叫《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Fukuyama,1992)，認為：二戰後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局勢，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結點，從此全世界都將走向資本主義體制。
可是，福山很快地就發現：這種主張跟世界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因而出版一本題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的書，修改他的理論，認為穩定的政權的治理能力取決於三項要件：(1)強大的現代化國家；(2)依法治國；(3)政府問責的能力，能夠使人民產生信心。
三、高思在雲
朱雲漢教授不僅研究東亞國家的政治體制，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異化，也有很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大多是施行交雜的社會福利政策的“鑲嵌式自由主義”(imbedded liberalism)。1980年代之後，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卻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機。而美國“國防/軍工/國會”三合一的複合體是導致其政治衰敗的主要緣由。2015年，他出版“高思在雲：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思”，很坦誠地說出他的見解。
為了確保自己論述的正確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不斷地和國際政治學者交流意見，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其中文譯本於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然而，他的觀點卻得罪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當權派。2021年，和他同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的書，直接點名批判朱雲漢，說他常發表極端稱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非常嚴重的誤導讀者”。朱雲漢2012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模式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他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他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這個論點，引發朱敬一的高度不滿。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有多大”，逼著各地衹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因此，他認為：朱雲漢的說法是為中共“擦脂抹粉”、“論述蒼白且錯誤百出”、“明白悖離人本精神”，“豈止是令人遺憾”！
乍看之下，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因為“四人幫”在1976年垮台之後，中共自己也否定他們在這段期間的作為，並且把“四人幫”的垮台，稱作“撥亂反正”。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由“亂”而求“治”，最後走上“正”軌，這就是一種“體制摸索”的過程。朱雲漢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是根據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結論。在朱雲漢看來，朱敬一書中痛斥的那些“文革亂象”，正是中國所付出的“高昂代價”，所以他特別強調：“很多人因此而犧牲”。
從這樣的析論來看，他們兩人對於這個議題，其實各有立場：朱雲漢院士的立場是“知中”。他站在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立場，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要有“同情的理解”，並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觀中立的語氣，論述他的研究發現。朱敬一院士則是站在“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文精神”，堅決反對“共產極權”。然而，在2020年台灣的政治氛圍下，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書發表會上，公然批評另一位院士“親中”，這等於是給他戴一頂“紅帽子”。我原本以為朱雲漢會出面辯駁，但是他沒有，他選擇沈默。
四、“台灣必須覺醒”！
最近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張，很多人擔心：在美國不斷“加柴添火”的情況下，兩岸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新北市長侯友宜主張：“不當強國的棋子”；執政黨賴清德立即回應：不可以讓“疑美論”成為社會共識。2023年元月，朱雲漢抱病在“天下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軍售地雷，台灣必須覺醒》的文章，警告國人邪惡的美國鷹派，打算把台灣的剩餘戰略利用價值，透支到極限。把台灣蹂躪成為廢墟後，北京即使拿下也衹剩沉重包袱，至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是否將陷入絕境，將失去戰後七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成果，美國毫不在乎。在美國政府威逼下，台積電將最先進的三奈米半導體生產線設置在亞利桑那州，並陸續釋出最核心的技術。美國強迫我們恢復義務役、準備打巷戰，近期1.8億美元軍售案，都可看出這種戰略思維。有另一位“院士級”的台大敎授公開出面叫陣，說“疑美論”如果占上風，將會“弱化台灣防衛”，“使台灣走向敗亡”！
言猶在耳，事隔不到一個月，竟然傳來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這時我才深刻體會到：他以“中研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發表這些言論，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氣！
朱雲漢逝世後，我仔細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識倡議“知中疑美”，其實傳承了胡佛教授當年創立“澄社”時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經常對老友慨嘆：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台灣，學術界講究的是“西瓜偎大邊”，所以很難找到“中道”的市場。然而我卻相信：他們師生二位“窮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灣的“不二良方”。有議之士，請三思後斷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4月號，總第3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