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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中疑美:拯救台灣的中道
http://www.crntt.hk   2023-05-01 00:24:31
 
  記者進一步問他:“為什麼台灣會有這麼嚴重的國家認同問題?”他很精闢地分析:

  過去日本人先有計畫地用皇民化教育來抹去認同中國的道德感情。日本人走後,二蔣又基於國共內戰之需,一方面為醜化中共而連帶傷及對整體中國的感情,一方面又不惜引入外力(從整體中國立場來看),出讓了局部的大自由(國家主權)給美國。現在,則美、日還想繼續控制台灣,將其歷史觀、價值觀灌輸給台灣,並藉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台灣唯美國人馬首是瞻,有形無形都受控於美國,等於是變相的殖民地,根本沒什麼大自由;而在民粹炒作之下小自由又如此混亂。

  從2001年起,他帶領“佛門弟子”,開始從事“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朱雲漢教授是這項研究計畫的主持人,也是他最重要的得力助手。之後這個研究擴充到東亞13個國家與地區,從事公民政治和行為的變遷。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民主”是可以救中國的兩尊洋菩薩之一,但是長期實徵研究的結果卻一再顯示:中國大陸民眾對其政治體制的滿意度和支持度都相當高。這個穩定的現象迫使他們必須深入探討其中緣由。

  這個故事跟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論轉向十分類似。1990年代,前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崩解之後,福山出版了一本名著,叫《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Fukuyama,1992),認為:二戰後東、西二元對立的冷戰局勢,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終結點,從此全世界都將走向資本主義體制。

  可是,福山很快地就發現:這種主張跟世界發展的方向並不相符,因而出版一本題為《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的書,修改他的理論,認為穩定的政權的治理能力取決於三項要件:(1)強大的現代化國家;(2)依法治國;(3)政府問責的能力,能夠使人民產生信心。

  三、高思在雲

  朱雲漢教授不僅研究東亞國家的政治體制,他對西方“自由主義”的異化,也有很精闢的見解。他認為:冷戰時期,西方國家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大多是施行交雜的社會福利政策的“鑲嵌式自由主義”(imbedded liberalism)。1980年代之後,美國里根總統和英國撒切爾夫人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卻使西方世界逐步陷入危機。而美國“國防/軍工/國會”三合一的複合體是導致其政治衰敗的主要緣由。2015年,他出版“高思在雲: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反思”,很坦誠地說出他的見解。

  為了確保自己論述的正確性,朱教授利用他“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不斷地和國際政治學者交流意見,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其中文譯本於2020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然而,他的觀點卻得罪了政治立場不同的當權派。2021年,和他同為中研院院士的朱敬一出版《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的書,直接點名批判朱雲漢,說他常發表極端稱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非常嚴重的誤導讀者”。朱雲漢2012年在台灣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模式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之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他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讓其他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他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這個論點,引發朱敬一的高度不滿。他說: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以大躍進為例,毛澤東要求農民“密插秧”,聲言“膽量有多大,產量有多大”,逼著各地衹好謊報生產數字。中央以謊報數字抽糧稅,於是人民剩下來的糧食不足,卻又在高壓體制下不敢言語,乃造成四千萬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朱雲漢口中的“體制摸索奮鬥”?因此,他認為:朱雲漢的說法是為中共“擦脂抹粉”、“論述蒼白且錯誤百出”、“明白悖離人本精神”,“豈止是令人遺憾”!

  乍看之下,朱敬一的批判似乎有其道理。因為“四人幫”在1976年垮台之後,中共自己也否定他們在這段期間的作為,並且把“四人幫”的垮台,稱作“撥亂反正”。

  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由“亂”而求“治”,最後走上“正”軌,這就是一種“體制摸索”的過程。朱雲漢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是根據他多年研究心得所做出的結論。在朱雲漢看來,朱敬一書中痛斥的那些“文革亂象”,正是中國所付出的“高昂代價”,所以他特別強調:“很多人因此而犧牲”。

  從這樣的析論來看,他們兩人對於這個議題,其實各有立場:朱雲漢院士的立場是“知中”。他站在社會科學工作者的立場,對於自己所研究的對象,要有“同情的理解”,並且要求他自己,以客觀中立的語氣,論述他的研究發現。朱敬一院士則是站在“啟蒙運動以來數百年的人文精神”,堅決反對“共產極權”。然而,在2020年台灣的政治氛圍下,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新書發表會上,公然批評另一位院士“親中”,這等於是給他戴一頂“紅帽子”。我原本以為朱雲漢會出面辯駁,但是他沒有,他選擇沈默。

  四、“台灣必須覺醒”!

  最近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張,很多人擔心:在美國不斷“加柴添火”的情況下,兩岸隨時可能擦槍走火。新北市長侯友宜主張:“不當強國的棋子”;執政黨賴清德立即回應:不可以讓“疑美論”成為社會共識。2023年元月,朱雲漢抱病在“天下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軍售地雷,台灣必須覺醒》的文章,警告國人邪惡的美國鷹派,打算把台灣的剩餘戰略利用價值,透支到極限。把台灣蹂躪成為廢墟後,北京即使拿下也衹剩沉重包袱,至於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是否將陷入絕境,將失去戰後七十年的現代化建設成果,美國毫不在乎。在美國政府威逼下,台積電將最先進的三奈米半導體生產線設置在亞利桑那州,並陸續釋出最核心的技術。美國強迫我們恢復義務役、準備打巷戰,近期1.8億美元軍售案,都可看出這種戰略思維。有另一位“院士級”的台大敎授公開出面叫陣,說“疑美論”如果占上風,將會“弱化台灣防衛”,“使台灣走向敗亡”!

  言猶在耳,事隔不到一個月,竟然傳來朱敎授英年早逝的消息!這時我才深刻體會到:他以“中研院院士”和“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雙重身分,發表這些言論,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氣!

  朱雲漢逝世後,我仔細回想他以清冷的批判意識倡議“知中疑美”,其實傳承了胡佛教授當年創立“澄社”時的“中道”理想。胡教授生前經常對老友慨嘆:在“民粹主義”盛行的台灣,學術界講究的是“西瓜偎大邊”,所以很難找到“中道”的市場。然而我卻相信:他們師生二位“窮其一生之力”所提倡的“知中疑美”,正是拯救台灣的“不二良方”。有議之士,請三思後斷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4月號,總第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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