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1日電／現代化是全球性浪潮，但各國在這個浪潮中存在諸多差別。因此，儘管如馬克思所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但事實上各國現代化不僅有時序差別，更有效果差別。後發現代化國家大多都是被動捲入由西方國家開啟並主導的現代化進程的，並沒有自然而然地實現後者展現的願景，反而容易深陷“發展綜合征”之中，經歷政治動蕩、經濟停滯、社會分化、暴力擴散等多重危機。顯然，對於這些對現代化充滿期待的後發國家來說，“好事不會同時發生”，照搬他國現代化模式只能南橘北枳。
環球時報發表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楊雪冬文章分析，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現代化是一個急劇變革的過程，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尤其對於後發國家來說，這些變革是在時空壓縮條件下同步發生的，不像在先發國家那樣依次發生，後者有巨大的應對回旋空間，甚至可以將變革引發的危機轉嫁、輸出到他國。這些變革對於後發國家來說，集中表現為發展與治理的矛盾，即有限的發展資源無法應對多樣的發展任務目標，緩慢提升的國家能力難以適應加劇分化的治理需求。
一方面，各國在解決舊問題時也會迎來、甚至引發新問題。“發展綜合征”意味著後發國家雖然可以比先發國家在更短時間內享受到現代化的物質成果，但是各類現代化問題會集中爆發。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歐洲和北美的現代化進程延續了幾個世紀，大體上來說，每次只解決一個問題或對付一種危機。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央集權、民族融合、社會動員、經濟發展、政治參與、社會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時發生。”
另一方面，當多重問題和危機同時發生時，多重治理目標如何協調的問題就出現了。比如，汲取資源發展經濟的需要與增加社會福利的要求相衝突，權力集中的需要和發揮各主體主動性之間的矛盾，等等。進而言之，後發國家一般都面臨治理資源有限的制約，在管理、資本、技術等方面可調動的資源不足。有限的治理資源在應對治理需求總量增加、多樣化和治理問題超轄區擴散時顯得更為捉襟見肘，就會出現治理超載，容易導致治理秩序混亂、治理系統停擺，甚至面臨崩潰的危險。加之先發國家形成的示範效應壓力，很可能引發社會內部的失望情緒，以致出現社會動蕩。
文章指出，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比其他國家更真切地感受到現代化帶來的衝擊和壓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和超大市場規模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國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種壓力和嚴峻挑戰。但是，在黨的集中統一全面領導下，中國走出了一條有效地統籌發展和治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長期穩定的現代化道路。
文章強調，統籌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應對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出現的系統變革、問題井噴、資源有限、能力短板等問題時，堅持統籌理念。首先，要實現和確保政治共同體的統一性，因為現代化都是以國家為單位推進的，任何一個分裂的、內部權力渙散的國家，都無法真正持續推進現代化。其次，決策者要樹立全局觀念，不能囿於一己判斷，甚至被少數集團的利益裹挾，要以戰略性、整體性和全面性的觀念推進現代化，照顧、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和發展，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能只顧當下、不管長遠。第三，要從現代化的長時段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根據不同階段的情況，明確階段性重點或中心任務，做好優先排序，圍繞中心工作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引領促進其他方面的發展。第四，要善於將有限的資源動員整合起來，解決緊迫的、“卡脖子”的問題，實現關鍵領域或環節上的“自主”，並形成“外溢”效應，實現局部帶動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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