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0日電／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合乎現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體現社會公平正義以及“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的共同富裕推進實踐，追求的不是整齊劃一的“同時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一種避免兩極分化且不斷縮小貧富差距的漸進實現的共同富裕，是在消除絕對貧困基礎上，逐步減少相對貧困人口數量進而實現貧富差距最小化的過程。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同人群不僅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時間上也會有先有後，不同地區富裕程度還會存在一定差異。”顯然，科學看待和正確理解新時代的共同富裕，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把共同富裕的實現看成“是一個在動態中向前發展的過程”。
共同富裕漸進實現合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規律
共同富裕不僅具有人類美好社會價值追求的應然性，而且也具有社會經濟基礎支撐的實然性。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物質需要的社會財富，並非天然育成，而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產物。財富創造的有限性既與人的欲望的無限性構成矛盾，也與社會成員占有量的均等化構成矛盾，它意味著，社會財富惠及的人群廣度以及社會個體財富的占有數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生產關係的性質，也因之預示在一定的社會分配體制下，會因社會個體勞動質量的差異性，出現財富占有的非均等化現象。眾所周知，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中，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這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生產資料占有形式以及分配方式要契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要與社會生產力發展速度相適應。為此，基於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狀況，我國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基本經濟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生產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無疑，承認共同富裕程度的差異性是對客觀規律的尊重。我們在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要避免超越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急躁冒進想法和做法。
共同富裕漸進實現合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客觀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富裕，絕非僅是單純的理論探討，歸根結底，是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所揭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突出表現為不同地區居民之間和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較大差距。眾所周知，我國在地理結構上歷史上形成的“胡煥庸線”，不僅是人口密疏程度的分布線，也是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分割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提供的數據，我國在2021年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與經濟落後的西部地區GDP產值及其人均收入，最低值與最高值相差近60倍。這種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無疑在客觀上拉開了東、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除此之外，我國目前尚未完全破除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也是影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實現的一個客觀制約因素。儘管我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後，在改革和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要素流動、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但目前城鄉居民在收入以及醫療、養老、社會救助等社會福利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45。顯然，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推進中亟須解決的社會問題。上述分析表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先天條件與社會環境，如資源禀賦、人才資源、科技創新能力、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非均衡發展態勢，以及“城鄉二元結構壁壘”的慣性，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進言之，在公平公正的分配體制下，社會成員財富獲取的正義性，預示了合理限度內富裕程度差異化存在的客觀性。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要有充分估計，辦好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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