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過渡時期是從2008年到2016年，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從低谷到第三次繁榮的時期。但是這時的繁榮並不能說是真正的繁榮，因為投資額較多（總投資達465億美元），但投資數量的明顯減少就意味著這一時期的投資主要是以大企業為主。三星和SK半導體工廠在這個時期新建或者擴建，電氣和電子投資達到113億美元。2006年以來，中國的金融業開放程度大大提高，韓國的銀行、大型購物中心、物流公司因此都得以去中國投資，汽車（61億美元）、石化（46億美元）也是如此，電池領域的投資也在這一時期開始。
最近5年（2017-2021）是重構時期。這5年中韓完成了371億美元的投資，創名義上的新高，但是回收率占24.6%，特別是最近三年的回收次數比投資次數多，所以現在是新投資和投資回報並存的重組時期。中國開放水平提高了一個檔次，取消了對金融業、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製造業的限制。但由於中美衝突和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很難進行正常的投資，韓企也不能輕易擴展、擴建他們的設施。
第二，崔弼洙說，中國對韓國的投資他也分為4個時期。建交後的首10年內，中國對韓國並沒有什麼投資。第二個十年（2002-2011）可以叫衝突期。這一時期的總投資超過35億美元，中國公司收購部分韓國公司，但其投資基本沒有成功，且韓國對中國資本的不滿變大。例如，在汽車行業，上海汽車收購了韓國的雙龍汽車，在電子行業，京東方收購了韓國Hydis，但這兩個企業都倒閉了，所以韓國人最初期待的企業復興並未發生，且這兩個案件都引發了所謂“技術奪取”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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