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記者：岸田曾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王毅外長也在今年兩會上對中日關係提出三點忠告（不忘初心、信守承諾、順勢而為），您認為，中日在未來交往上有哪些“應該做的”和“不能做的”？
首先我認為，岸田提出的“新時期現實主義外交”是一個安倍現實主義外交的加強版，它有所區別但又沒有完全脫離。我們知道，菅義偉的一年首相基本上是傀儡角色，岸田肯定不想如此，但要有一定的抗衡和平衡。因此，新時期現實主義外交有安倍的現實外交的一個延續，同時岸田也試圖賦予它新的獨特性。
至於未來我們應該做什麼、不做什麼？對於中方來講，已經說得很清楚。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王毅外長在談到中日關係給日方三個忠告，可以看到，中方對中日關係的路線和政策幾乎都已是透明的，重要的是，日本要怎麼做且不能做什麼？比如說在台灣問題、歷史問題和領土問題這三大問題上應該恪守承諾。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今天，我們兩國在雙邊關係上取得了重大成就，這是沒有異議的，我們要看到正面的一面，但是同時我們應該思考怎麼做，我認為，中方要堅持中日關係的大局，維持戰略定力，同時也要做到“三個不對立”：一是不應該把中日關係的負面因素和中日之間的正常關係對立起來；二是不應該把領土爭端問題與民族情緒對立起來；三是不應該把台灣問題和中日友好對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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