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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受訪者供圖） |
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一直以來採取的是典型的“切香腸”策略，這個方面日本要比美國做的更加隱晦，但“這根香腸”如果再繼續“切”下去，有沒有發生顛覆性變化的這種可能？現在，一些“武統”之聲和俄烏戰爭混在一起，無疑是在擾動我們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動搖我們和平統一祖國的理念，打亂我對台既定政策。謂顛覆性的變化，我認為存在可能性，但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大。需要指出，台灣問題如果發生顛覆性變化，從外部起主導作用的不會是日本，而是美國，另外要顛覆性起主要作用的是島內，是內因。因此，我們還是要看到在台灣問題上還是要始終牢牢把握住中美關係，這點不能被日本所幹擾。但是，我們要清楚看到，日本是鼓動拱火台灣問題發生顛覆性變化最積極的一方，這源於其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和右翼與台灣關係的根源，日本最希望中美在台海發生衝突，而日本僅做有限的介入，坐山觀虎鬥，讓中美兩敗俱傷，從而結束日本戰後所謂的“不正常國家”。
總得來說，在台海問題上，我們首先要牢牢遏制島內的“台獨”勢力，這應該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第一要務；第二，我們還是要牢牢把控住中美關係的大局；第三，我們要高度警惕日本在台海問題上的動作，保持戰略定力並進行有效遏制。
中評社記者：近期，日本一些政客圍繞修改“和平憲法”頻頻高調發聲，岸田也說是“現在必須著手解決的課題”，您認為，岸田動因為何？這樣做會給亞太地區帶來何種危險？
呂小慶；首先我想談一下所謂“正常國家”的問題，我認為這個裡面是一個語言陷阱。日本現在難道不是正常國家嗎？事實上，日本現在是最正常的國家，二戰以後70多年的世界和平，日本是最大獲利者之一，良好的國際環境讓它實現了戰後外交和政治基本獨立、昭和經濟復興以及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根本原因是日本戰後走和平發展道路取得的結果，日本可謂是二戰後東亞秩序、國際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日本拿“國家正常化”說事不過是個借口。
第二，岸田文雄圍繞和平修憲的問題是不是有變化？我覺得對此要打一個問號。首先，岸田本人出身自民黨內傳統大派系宏池會，而此派系政治立場偏溫和，注重經濟。岸田本人既不是修憲的推進派也不是積極護憲派。當然，宏池會後來也在演變，已經不是大平正芳時代那樣了，整個日本關於修憲的政策主張在變化，各政黨對是否修憲的政策分歧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目前，岸田似乎在修憲上面顯得非常積極，有時候甚至超過安倍，我覺得是主要基於兩條：第一、順應日本自民黨內以及日本政界的保守勢力，維穩自民黨的基本盤；第二、順應日本國會主流政治勢力關於修憲的呼聲。日本政界以及日本社會對於修憲認識的趨同傾向，現在看來正在逐步形成多數，對此，我們不應該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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