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也說，美國對華政策能否執行下去，能否奏效，也會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響，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經凸顯。
一是美國與盟友間的矛盾。拜登宣佈“美國回來了”，但是美國信譽在特朗普時期遭受重創，如今美國能否贏回盟友信任，美國真的回來嗎？美國能回來多少？美國要回來多久？美國是否會要求在中美間選邊站隊？美國盟友也擔心被拋棄和被牽連的困境。此外，美國與盟友之間有不同利益訴求，例如美歐在能源、數位稅、伊核、巴以等議題上的分歧較大，美俄走近會傷及美歐同盟。亞洲盟友對中國也合作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國外交與內政之間的矛盾。美國二戰後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與美國內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國自覺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美國優先”理念和“特朗普主義”潛流依然存在，“購美國貨”“疫苗民族主義”都體現出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產階段外交政策”正是為了統籌外交與內政，但是也反映出現美國外交目標與國內利益出現脫節。具體而言，美國到底能為盟友做什麼，能為“重建更美國世界”B3W之類的倡議拿出多少真金白銀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關係中的矛盾。中美關係極具重要性和複雜性。拜登從審議和複盤中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提出對華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虛偽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評估對華政策之後的結果。例如坎貝爾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競爭，但不能要災難。如何平衡和協調不同利益訴求，包括經濟訴求，安全訴求，價值觀訴求等，是拜登對華政策面臨的挑戰。
那麼，中國要如何應對？袁莎表示，中美競爭將是一場長期博弈，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我們要在三個方向努力。一、修煉內功，增強自身競爭力。大國競爭最終比拼的是綜合國力。時間在我一邊，應該有戰略耐心和戰略智慧。保持經濟健康增長，克服人口結構壓力、環境污染等瓶頸。尤其要發揮政治穩定和社會凝聚力、動員力的比較優勢，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彎道超車。
二、擴大朋友圈，打破遏華聯盟。美與盟友夥伴之間並非鐵板一塊。尤其要經略好周邊，尊重東盟“中心地位”，尊重歐洲“戰略自主”，堅定地站在發展中世界的一邊，爭取中間力量。深度嵌入國際和地區機制，用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來對抗美國虛假的多邊主義，阻止美國另起爐造建立排華小圈子。當前，我國外交面臨“後疫情外交”的挑戰。疫情的上半場，美國在抗疫和疫苗援助方面輸給了中國，想在下半場率先恢復線下首腦外交。這就給了中國外交更大的壓力，我也需要儘快設計可行的、更有能見度的外交動作。
三、主動塑造中美關係，推動中美關係重回理性、務實的正軌。對於中美關係，不能陷入結構決定論，不能淡化行為體的施動性。其一，要針鋒相對地對美鬥爭，劃定底線紅線，與美界定好競爭的邊界，管控好競爭。拜登想以規則制華，我們也需要同美國建立競爭的規則，防止惡性競爭和衝突失控。其二，要拓寬合作領域。即使在冷戰時期，美蘇在軍控、太空、傳染病防治等領域都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在跨國挑戰日益嚴峻的今天，中美合作的必要性和合行性更加凸顯，包括疫後經濟復甦、疫苗互認，氣候變化、核不擴散，以及就網路安全、資料隱私、虛假資訊等問題加大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管理等。美國大放水抬高通脹壓力，需要與中國加強經濟政策協調。近期也有共和黨議員敦促拜登取消對華關稅。經貿是特朗普時期的中美關係摩擦點，現在可能會再回歸穩定器的作用。其三，重啟對美人文交流和對話。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辯論並未有定論，近期湧現出多位重量級政界和學界人士呼籲更加理性的對華政策。例如，桑德斯、艾利森等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反對放棄對華接觸。逾40個美國進步團體致函拜登,警告中美冷戰將導致氣候崩潰。美國經濟學界也重要浮現“中美共同體”（Chimerica）的討論。外交接觸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美首腦會晤、正式互任大使就是契機，恢復領館。也要多與學界、商界、地方、媒體接觸，從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敦促中美關係轉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