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莎指出，在這個大背景下，拜登對華政策制定可以說是一場國內國際的雙層博弈。對華競爭戰略已是美國戰略界共識，但是如何開展對華競爭，還沒有確定。也是在對華政策處於不確定的狀態，拜登政府提出了對華3C政策。國內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較為樂觀，認為拜登對華政策更加理性、靈活、務實，給中美關係轉圜打開機會視窗。第二種較為悲觀，認為這是拜登的迷惑戰術，模糊重點，對我戰略麻痹，實質是零和博弈的惡性競爭甚至對抗。第三種認為這是美國一廂情願，將不同議題相互割裂，想合作就合作，想打壓就打壓，這是辦不到的。
通過梳理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看道美國是如何實踐3C政策的。
其一，競爭全面鋪開。拜登表示將從“實力地位”展開對華競爭，形成全政府、全社會、全領域的對華競爭。在國內，強本固基，加大對高科技、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在國際上，主要依靠聯盟、規則和價值觀三個核心支柱。一是修復和整合聯盟體系，拜登意識到對華競爭無法僅僅靠自身力量，拜登團隊在亞洲和歐洲開展旋風式外交，試圖強化印太四方機制，調動跨大西洋關係，謀劃東西兩冀聯盟佈局。二是重塑國際規則，意圖“規鎖”對手，力圖提升在國際機制中的影響力，重振全球領導力。三是開展價值觀外交。鼓吹“全球民主倒退”，將大國競爭從權力結構矛盾上升為意識形態對立。還用價值觀綁架其他議題，提出“科技專制”與“科技民主”的對立，並以意識形態的不可妥協性，動用軍事、制裁、出口管制、供應鏈轉移等手段等開展“大國競爭”。
其二，合作較為黯淡。拜登團隊此前提出中美可在抗疫、氣候變化、核不擴散等領域進行合作，但我們看到這是言不由衷的，更多的是競爭。美國一直都拒絕同中國進行抗疫合作，如今又啟動疫苗競爭，就新冠病毒溯源不斷施壓。氣候合作雖然有些動作，但美國更多地是將中國視為其在全球氣候議程、綠色經濟和清潔能源等高科技領域領導權的挑戰者，未來，美國還會拉攏西方國家建立相關氣候規則，對華加大施壓。核不擴散領域，在伊核、朝核問題上對中國既有拉攏，也有忌憚。
其三，對抗日益凸顯。雖然拜登表示不願與中國陷入新“冷戰”，但從實際上，當前美對華對抗一面非常突出。軍事領域，美國國防部將中國視為“步步進逼的威脅”，軍力部署重心進一步轉向亞太，2022財年國防預算提案中劃撥50.9億美元用於“太平洋威懾計劃”，比2021財年國防預算案投入翻倍。高科技領域，進一步泛化國家安全，利用商務部“實體清單”、國防部的“涉軍企業清單”等促使科技脫鉤。經貿領域，推動產業鏈去中國化，白宮公佈供應鏈審查報告提出將建立“貿易打擊小組”（trade strike force）加大對華施壓。價值觀領域對抗更為激烈，在涉疆、港、藏等議題上與我針鋒相對，巧立名目，大力制裁，甚至通過勞工部的“強迫勞動產品清單”推動市場脫鉤。白宮近期也發佈將反腐敗確立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備忘錄，將通過反腐打壓中企和一帶一路倡議。
由此可見，拜登對華3C政策中，確實存在厚此薄彼的情況，競爭和對抗一面凸顯，合作一面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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