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抓緊利用好與歐美在疫情控制上的“時間差”，力爭率先全面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積極調整、主動作為。在經濟產業上，一方面全力推動產業轉型與提質升級，通過科技研發逐步實現高技術產品及其零部件的進口替代，提升在區域乃至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資源，大力開發欠發達地區，通過投資改善發展環境，釋放發展潛力，帶動內需規模性發展以支撐總體經濟增長。
對外政策上，中國應主動推動區域融合、經濟一體化，並把東北亞作為重點。此次疫情防控中，歐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體化模式存在的問題，特別是一體化經濟社會政策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東北亞區域應當以治理為導向、而非以權力為導向構建地區秩序。
東北亞通過治理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與地區秩序轉型，更適合採用東盟模式，即重大決策都是在國家而非地區組織的層面上做出，不能照搬強行“大一統”的歐盟模式。東北亞加強區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及地區秩序轉型的關鍵是：一、奉行“柔性的多邊協調主義”原則；二、堅持“優化存量、改善變量”的基本思路；三、探索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實操路徑。
“後新冠”階段，中日關係仍將處於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新常態”。“新時代的中日關係”有其時代特色、有新的追求，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而有問題又不等於不能實現發展。中日關係將持續改善，但結構性矛盾短期難以消解。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中國既要“緊”，也要“穩”，該做的要抓緊做，主動作為，協調合作，推動以雙邊帶周邊。但一切應建立在扎實研究、科學研判的基礎上，目標設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良好願望代替客觀分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日關係的可持續穩定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