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國家在抗疫中表現出的文化共性，也令美國產生了危機感。同時，面對本國日益嚴峻的疫情，美國國內開始出現反思，《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認為，新冠肺炎將成為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從人類面對共同威脅、需要攜手應對這一視角看，2020年堪稱“人類命運共同體元年”。馬里蘭大學教授米歇爾·蓋爾芬德提出，面對公共衛生危機，中國那樣的“緊密型社會”比美國這樣的“鬆散型社會”更能做出有效回應。“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美國）的鬆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轉型”。學術界出現的文化和觀念層面的反思、對東方的肯定，讓美國戰略精英們感到擔憂。
面對疫情壓力，在危機感與競爭意識雙重驅動下，美國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鍋”“索賠”的動作。從美國內政角度看，這一做法是著眼總統選舉，要轉移視線，推脫責任。假設從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選有一段間歇期，那麼這將是民意迅速發酵甚或重構的重要階段，可以預期，現政府、共和黨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從美國的國際戰略看，則有在不利處境下以攻代守、強行壓制的味道。
日本戰後最長的景氣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岌岌可危，加上此次的疫情和東奧會延期等的衝擊，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美國搞單邊主義、日韓關係尚未完全緩解、東南亞市場容量有限，中國是能拉動日本經濟為數不多的要素之一。日本政府曾推動企業搞“中國＋X”，但日本也不可能擺脫美國的戰略軌道。日本國債居高不下，軍事與社保爭預算，無法自行彌補“脫美”造成的安全系數下滑。日本對美奉行的是“建設性追隨”路線，通過增加戰略自主性，將美國因素化為實現本國目標的戰略性工具。同樣，在中美之間，日本要做“積極作為的兩面人”，而不是“消極無為的兩面人”。
中國“危”“機”並存，轉危為機關鍵在應對
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對對外關係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中方最需要冷靜分析形勢，科學決策，智慧應對。關鍵環節有三個：什麼樣的國家、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思路應對何種危機。危機既包括公共衛生危機本身，更包括疫情引發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以及疫情帶來的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通過這次疫情，更能辯證地看清我們自身的優長與短板。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國的體制優勢，特別是在社會動員力、政策執行力、基層組織力上的突出強項。從克服經濟社會發展的困難角度看，中國的基本國情中仍有不少欠發展的部分，各類發展性指標的人均值仍落後，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東西差距、城鄉差距明顯，欠缺平衡，醫療財政占國家總財政預算比重、萬人醫生比值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但是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這也意味著，相比發達國家，我們仍有巨大的內在發展潛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