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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會現場（中評社 盧哲攝） |
廉希聖說，整個起草過程中，主要靠協商，而非靠表決；起草基本法的兩地委員分別於香港及內地生活，生長背景、文化習慣、法律制度完全不一樣，要兩地委員就基本法起草達成共識，是相當難的。“香港委員講廣東話，我們都聽不懂，要靠翻譯”，廉希聖笑言，“不過時間久了，交流多了，很多香港委員後來開會不講廣東話，學會了很多普通話。”最終靠兩地委員努力，共同成功完成起草工作，他重復說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回憶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廉希聖認為，起草過程的“難”，至少包括11個方面：無先例可循；兩地在制度上、觀念上以及文化上有著重大差異；要體現香港各階層的利益；要解決港人的擔心和信心；來自英方的干擾，等等。
而整個基本法起草過程，廉希聖認為“最難的、爭執最大的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廉希聖在書中講述，當年部分人主張立法主導，部分人則主張行政主導。在眾說紛紜之下，政制專題小組提出起草原則上採用“三權分立”的模式。但鄧小平在會見草委會委員，批評了“三權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權分立”。一錘定音之後，政制專題小組負責人隨後向港媒解釋，“小組較早時確定的政治體制，不是真正的‘三權分立’，只是指司法獨立，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聖認為，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廣泛權力，特區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下的三權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廉希聖說，基本法起草歷時4年8個月，時間成本很高；每一個條文都千錘百煉；起草不設財政預算限制，“各項費用實報實銷”。廉希聖說，這也是本書書名的來歷——基本法是“一字千金”的，“既指它的起草開支，也指它的內容價值”。 廉希聖說，起草過程中衹有一個想法，就是一定要把香港基本法起草好，因為澳門也要起草基本法，未來台灣也要實行“一國兩制”，“所以大家兢兢業業想把香港基本法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