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王平（中評社 梁帆攝） |
那個階段，香港不僅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四大經濟支柱除了地產，還有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而金融中心正是因為有了航運和轉口貿易才有了堅實的支撐。改革開放早期，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中的航運氣勢宏大，曾經多年蟬聯貨櫃吞吐量世界第一；無論形態、理念還是規模，都令世界矚目。而轉口貿易，受益於內地工業化進程與生產能力的迅速提高，為香港經濟賺取了大量利潤。但是隨著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這兩個支柱無論從產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上，都已經不再具備優勢甚至落後了，且成本居高不下。前幾年被視為新的經濟支柱的旅遊，其實主要的支撐來自內地遊客。客觀地說，隨著內地開放水平的全面提高，無論航運還是貿易，香港在中國的整個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條件對香港支柱產業的塑造，也隨著特殊政治條件的改變而弱化了。香港對國家整體戰略的影響，有越來越單一化的趨勢，金融服務業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獨秀。
第三，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美國精英層很明顯已經形成共識，就是未來唯一可能動搖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祗有中國。如果說1980最早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里根更多地是為了感性的吸引，2016年特朗普則用這個口號表達了與中國爭鬥到底的決心。王平說，在2019年11月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就以“極限相持”為標題描述中美之間已經展現的這種狀態。所謂極限相持，簡單而言就如同兩個長跑選手，在靠近終點且難分勝負的時候，纏鬥是最激烈的：因為雙方都有機會，所以都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極限，極盡所能壓制對方。在這個勝負尚不明朗的“極限相持”的階段，雙方的爭鬥欲望最強，也是最容易出現衝撞等意外的階段。祗有當雙方分出高下、拉開距離，這種“極限相持”的強度才會下降。而西方領導世界幾百年的歷史終結者也很可能是中國，參與“極限相持”階段纏鬥的將不僅僅是美國，美西方聯手遏制中國復興的態勢也很明顯。
第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了。香港經濟規模佔國家總體經濟規模的比例大幅下降，據相關資料，1993年香港的GDP佔當時中國內地GDP的27%，如今應該不到2.7%。就是說，香港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份額變了，全球化時代高度有利於航運與轉口貿易的國際環境也變化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強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響香港。而在香港的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這兩個經濟支柱弱化，香港的房地產市場與內地沒有太大直接關聯的情況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是更加凸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