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從生產結構來說，中國的優勢源於政府一直高度重視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給鏈中的地位，進而採取的戰略規劃。一是國家產業戰略。在全球大國戰略競爭的時代，傳統的國家產業政策必須讓位於新興的國家產業戰略，中美皆是如此。“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是要實現從“中國製造”到“中國智造”的轉變。二是要加大吸引外資的力度和質量，主要體現為修訂外資引入的負面清單和修訂外資投資產業的目錄。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家戰略下我國成為聯合國所認定的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全產業鏈的國家，即經濟學界所謂的全套型的產業結構。在中美經貿摩擦出現之後、新冠疫情期間，我國全套型的產業結構或全產業鏈的國家競爭優勢就體現出來。
第二，從金融結構來說，中國正在穩步推進高水平金融開放，國務院金融發展與穩定委員會推出了新11條，現在有許多已經落地，如建立證券合資企業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的放開，外資已經可以持有51%的多數股權，甚至有些部門行業已經達到了100%。
第三，從貿易結構來說，一方面中國重視推行自貿區戰略，另一方面積極主動擴大進口。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要積極主動擴大進口，且通過兩次國際進口商品博覽會傳遞了這樣的信號。這都表明中國確實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只有大量的、廣泛的吸收其他國家的出口，才能夠充當最終產品的市場提供者的角色，才能夠像美國那樣在國際貿易領域具有重要地位。
第四，從知識結構來看，中國長時間以來一直注重推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論是十八大報告、十九大報告，還是各個時期的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推出的一些公開文件，創新驅動發展、大眾創新，萬眾創業都明確表明我國要在自主知識的創新方面深耕挖掘。除此之外，我國的人力資本儲備相對豐裕，無論是外國每年在國外SCI的發刊量，還是大學研究機構培養人才的數量上都具有很大的優勢。
由此，李俊久教授提出中國在應對美國對華規鎖過程中應高度重視的4個方略。
一是中國盡早確定“全政府”作為今後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要戰略模式。要學習借鑒美國和歐盟的經驗，實現“全政府”對外溝通談判交往的常態化和機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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