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久認為，除此之外，中國政策應對危機的能力十分強大。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美資企業在新冠疫情期間對中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推行的抗疫政策持有高度認同，認為這些政策做到了對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並且復產速度非常快。因而要想讓美資企業“去中國化”的難度巨大。
2.其他經濟體的行為取向，制衡著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經貿規模。
李俊久認為，其他經濟體的行為取向，特別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國的行為取向，在客觀上制約著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經貿行為。他們的行為取向取決於美中兩個大國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兩國在理念和行動上的差異影響到其他經濟體的行為取向，如何既和美國做交易，又親近中國，從與雙方的交往中都能夠得利，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李俊久表示，從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來看，美國採取美國利益優先的理念指導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輔之以價值觀念認同上的協作型理想主義。中國採取的是“積極進取、奮發有為”、“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推行的是一種“天下大同”的理念，這與美國有顯著不同。
從行動上來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主導建立了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實現了經濟復甦和快速增長。但隨著日本、德國的崛起，以及近年來中國的崛起，美國體現了從“體系創造者”到“特權享受者”，再到“體系攪局者”的角色變遷。而中國在自身利益的訴求和國際社會的訴求的前提下，強調做國際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在經濟層面典型的案例是國際發展援助和“一帶一路”建設。
3.中國的結構性國家競爭優勢，為有效抵禦特朗普政府的經貿規鎖提供堅實後盾。
李俊久認同蘇珊·斯特蘭奇的觀點：“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僅詢問權威存在於何處即誰擁有權力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問：它們為何擁有權威即權力來源於何處？”結合中美經貿摩擦，李俊久認為中國有四種重要的結構性權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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