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拜登上台之後，實際上中美在某種程度又重新恢復到規則競爭中去了。之前我在書中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國際層面上的規則競爭，但是疫情之後，這種制度競爭或者制度之戰，更多地回歸到國內層面、國家層面的制度競爭，主要聚焦於兩種不同發展模式的競爭。疫情進一步暴露了中國跟西方的治理模式或者政治體制方面的差別。以前西方總是關心中國的經濟體制，覺得“中國是搞國家資本主義”，說“中國不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給中國打上這樣的標簽。疫情暴發之後，中國跟西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別，包括在治理文化上的差別，已經被全面地暴露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討論制度競爭，其實除了國際制度層面上的競爭之外，更多的是指這兩個國家治理模式上的競爭。我們討論的很多議題，包括美國同中國意識形態的衝突，也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為美西方所接受。
中評社：中國依靠所謂的“舉國體制”在疫情中取得了比較優異的成績，現在中美之間又陷入了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中，且在輿論場上你來我往，您認為中國應該怎麼樣去講好自己的治理故事？
李巍：這個問題挺難回答。因為過去幾年我們花了很多資源，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包括通過公共外交來試圖“講好中國故事”，化解中國跟西方世界的誤解，讓西方世界能夠更多地了解中國，但是總體上來說這個效果差強人意。
中評社：您認為“效果不好”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李巍：之所以效果不太好，一方面是因為，隨著中國實力越發強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越來越多，進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差別暴露得更明顯。中國過去默默無聞，現在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央，自然會被別的國際社會成員關注和研究。
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或許有些急躁。中國對外表達最大的缺點可能就是把自己說得太完美，太完美以至於讓別人覺得你們真實的部分也不太可信。我們有時過於急切地想得到國際社會對我們的認可，但往往越想得到認可、別人越不認可我們，反過來又使我們更著急、更拼命地去講好中國故事。當然，確實有很多人講了中國的好故事。但一個國家是很複雜的，中國肯定也有很多還不夠完美的地方，但我們又不太願意去展現出不夠完美的地方，但這些不完美正是別人想要真正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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