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形勢倒也沒有那麼悲觀。日本和韓國在中國都有巨額投資，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具有廣闊的市場，並是日韓最大的出口國，他們對中國都有很大的貿易順差，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如果日本和韓國想要徹底地在經濟上倒向美國，他們也會付出沉重的代價。是否選擇完全站到美國一邊，日韓兩國也會仔細權衡。因此，我們要進一步用好中國的市場優勢。
中評社：您剛剛主要是從經濟上談到了美國同日本和韓國的關係，那麼，在軍事安全領域又會如何？
李巍：日本和韓國有著各自在安全領域的關切。中國近些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都會使日韓兩國感到惴惴不安。這兩個國家同中國也都存在一些領土上的爭端，且日韓都是貿易國，其對外貿易的航行通道高度依賴於南海，所以南海問題亦是日韓的重點關切。
因此，日韓兩國的確在安全上對中國存有疑慮。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日本於韓國之間也有著十分複雜的矛盾和分歧，這種矛盾並不比中日矛盾、中韓矛盾小。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我們要盡量在安全問題上取得日韓兩國的諒解。我們要談清楚自己的安全目標，我們的軍事目標主要是防禦性的，而不是擴張性的，要盡可能化解兩國對中國不必要的擔憂。
在東北亞問題上，美國是域外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是當事方。我們可以多做工作，保持耐心，以中日韓三邊的務實合作來對衝美日韓三邊機制。
模式之爭更加激烈 中國當用心做好自己的事
中評社：老師，我們知道您曾經有一本書，名字是《制度之戰：略競爭時代的中美關係》，想請問一下，您認為中美兩國在制度方面的競爭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尤其是我們看到疫情爆發，說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在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彰顯，您認為這種彰顯在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中又會起到什麼樣的影響，是否會進一步的去刺激兩國之間在制度方面的競爭？
李巍：謝謝你關注到我的書。因為我這本書主要寫於奧巴馬時代，主要是基於對奧巴馬時期中美關係的一個總結和概括。因為奧巴馬特別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強調和中國的規則之爭、強調用規則來約束中國，這本書寫於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時，中國也強調要獲取更多的國際制度話語權，所以當年奧巴馬在經濟領域採取了很多制度歸屬的戰略，比如搞TPP、搞TTIP，又比如在安全問題上建立規則，要求中國遵守以規則為中心的秩序，實際上這些都是美國試圖是以規則為武器和中國進行競爭。
那時，中國從總體上來說，特別希望提升我們在國際制度、國際規則當中的話語權，所以雙方有這樣一個圍繞國際制度或者國際組織、國際機構所展開的競爭。我當時以《制度之戰》作為書名，這個“制度”主要是指的國際制度或者國際規則。
但是為什麼關於制度競爭的話題，在特朗普時期熱度有所降低？這是因為，特朗普本身就是不按規則做事的人，他不喜歡規則，所以他要退出WTO，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的“退群”行為。因此，在特朗普時期，中美之間似乎是一種赤裸裸的、叢林性質的“拳頭對拳頭”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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