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維持現狀論 作者：李林傑（成都），四川大學政治系研究生
【摘要】自上世紀末以來台灣內部的“統獨對立”延宕至今，當下“維持現狀”的選擇成為台灣社會內部的主要選項，標識了所謂“主流民意”所在。台灣內部的主流政黨，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紛紛向這一“民意主流”靠攏，各自修正自身的終極統一與法理獨立理念。中間點所標識的“現狀”貌似是安全的，因而成為選民分佈的意見主流與政黨趨近的棲身之所，但中點本身、現狀本身不一定“安全”,可能是“操縱”的結果，亦可以深化為和平的“支點”：對“現狀”的過分突出遮蔽了“統一”的可能性想像，而對於“現狀”的合理言說，內涵著“和平”的真實性支點。
選舉社會中，中間選民定理向來是政黨政治的黃金法則，選民就某一重大社會議題呈現民意的鐘形分佈，政黨之間政策分歧與攻訐遵循此一黃金法則，不斷趨近政策中點，求得本黨自身對於選舉遊戲的適應性。①目前就台灣前途這一根本議題的民意狀態，呈現“維持現狀派”的絕對主導，因而兩黨的論述在時間變遷中不斷趨於“維持現狀”之中點。②中點思維在選舉邏輯下理性化了政黨固有的理念思維，後者作為政黨產生時期的歷史烙印與鎖定，不斷接受選舉命題的模塑而去使命化：於是黨外運動時代力求法理自決的民進黨，經過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與“中華民國台灣”三個階段，理念的耗散趨近於這一中點；而兩蔣時代呼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民黨，歷“國統綱領”、“不統不獨不武”、“憲法九二”三個標識，理念也一步一步朝中點適應。中點貌似是安全的，因而成為政黨趨近的棲身之所，但中點本身、現狀本身不一定“安全”,可能是“操縱”的結果，亦可以深化為和平的“支點”。
一、不安全的現狀
民調中的“維持現狀選項”的主導地位，詮釋的不單是選民對於現狀的偏好，更存在選民對於和平的偏好。作為台灣“現狀偏好”的“大多數民意”而言，根本訴求不在單純的“現狀”，而是在“現狀”詮釋下的“和平”：以和平為目標，現狀是所選擇的達成這一目的之手段，以區別於統一作為達成和平的手段。但現狀不一定安全，即不一定達致和平。
台灣島內目前主流有兩種體系，一是民進黨的“台獨體系”，二是國民黨的“獨台體系”，這兩種體系賴以建立的台灣安全觀，均建立在不同的“假設”之上。“台獨安全”的假設在於：假設大陸動武，美國一定保衛台灣。台灣的安全觀是建立在“假設”之上的，“假設”的概率估量取決於兩點：一是類似的“假設”在經驗層面的可驗證性或可證偽性；二是“假設”牽涉到的相關方對於“假設”的回應與關切。首先，類似的“假設”，已經在西貢、喀布爾以及當下的基輔所證偽，美國對於“假設”的事實回應將形成一種“準習慣”，在對類似“假設”的回應中，將“失信”作為一種理所當然、已被歷史正確化的“主要選項”加以考慮；其次，美國對台灣的戰略，立基於“戰略模糊”，不對台灣安全作出具體的干涉保證以服務於自身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模糊”本身便是對於“假設”的“回應”，詮釋著美國對其與大陸之間的“權力相近”的認知，也見證著美國對其於兩岸問題上的“對抗意志”之不足③。民進黨的“台獨體系”亦在轉型為“獨台體系”，以不倫不類的“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為標識，但“獨台體系”也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假定維持現狀，大陸一定不會動武。
作為“假設”的本質，決定著這兩種安全觀“虛弱”而“無力”之性質，也意味著將台灣的安全責任寄希望於其他權力實體的反應，等同於交出自身安全的主導與決定權，對台灣而言無疑構成一種悲劇所在，它取消了台灣對於自身安全應盡的自身義務與責任所在。台灣的安全觀，本質上建立在對於“假設”的必然如此的清晰回答之上，而回答的不確定作為一種“模糊”的答案，實質上動搖著這一安全觀所賴以訴求的“清晰性”，這亦值得台灣各政黨所深思與討論。現狀不一定安全，“獨台”的“安全”亦是建立在假設之上。
除非兩岸達成和平協議或中程協議，大陸有義務與責任維持“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而這將使台灣政黨從“獨台”之“等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走向“統合”之“國統綱領下的中華民國”，以“中國代表權”作為兩岸競合之聯結點。從“獨台”到“統合”，台灣的安全才得以由“假設”到“可能”，後者作為概念包涵了無限性與彈性的內涵空間，並真正寓有“主動性”所在。
二、被操縱的現狀
中間選民法則，即選舉社會中，中間選民定理向來是政黨政治的黃金法則，選民就某一重大社會議題呈現民意的鐘形分佈，政黨之間政策分歧與攻訐遵循此一黃金法則。中間選民的偏好，構成選舉遊戲的中點、政黨政策的終點。但偏好本身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不是給定的、而是形成的。有被操縱的選舉，有被操縱的選民，也有被操縱的現狀偏好。在常見的“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的三分法問卷中，“統一”與“維持現狀”區隔，這本身就是操縱的表現。
這種三分法問卷所形塑的偏好，即“自我”是落實在與被界定為“他者”的區隔之上的。作為“非自我”、“非偏好”的“統一”之選項，構成異質性與個別性出現在偏好選項中，成為“以外的”、“超越的”、“邊緣性”的殊相而存在，這些選項所具備的“他者性”也註定無法被“自我”所內化、整并、侵吞、同化或客體化的，因而相較於“現狀”之“統一”偏好必終是少數。④
其實任何主體的位置都是被特定的語言和象徵體系所模塑定位，並且被集體記憶和文化儀式所不斷地反覆強化。“統一”與“維持現狀”在話語上的區隔，即包涵主體對於“統一”從構成選擇的“自我”之一排除為“他者”，並在不斷的話語之再生產中加以“他者化”，與此同時則是“維持現狀”作為“自我”不斷追求與“他者”的相對主體性，被加以主流化、正確化乃至當然化。實質上，“統一”概念在現實性上，是關乎台灣前途選擇之方式之一，與“獨立”相區隔，“現狀”概念在現實性上，是一種關於現存生活狀態全貌的總體抽象，“統一”不等於“推翻現狀”，“維持現狀”不等於“不要統一”，有“維持現狀的統一”，也有“統一後的維持現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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