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現狀”一詞，作為一種關於現存生活狀態全貌的總體抽象，內涵兩個維度的狀態呈現：“事實維度”與“法理維度”。前者構成主體之具體生活與生存事實所在，構成“日常的生活”，具有鮮活性、現實性；後者構成主體在社會中所互相建構的、作為抽象的法律、法理等狀態，構成“抽象的生活”，具備抽象性、高位性。對於前者，即使就兩岸尚未邁入政治談判、台灣尚未提出自身要求之前提下，大陸的保證是“台灣現行的生活方式一律不變”。就“事實維度”而言這是一種“維持事實維度現狀”的承諾，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即現實的、鮮活的生活狀態維持不變。
就“法理維度”而言，它關乎“抽象的生活”，主要指涉“中華民國”及其延伸的一系列符號或象徵體系，在兩岸政治談判中，可能帶來兩岸“法理現狀”的共同調整，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消融於指代“中國”的新符號。法理維度上，“統一”這一方式會帶來“抽象的生活”之改變，特別是符號或象徵系統之改變。台灣人應當認真思考，自身對於統一後的法理改變，究竟是“統一無損者”，還是“統一受損者”，以此作出理性的判斷與取捨。但可以明晰的是，台灣現存意義符號下的最大“政治受益者”，將成為最大的“統一受損者”，因為其將不復有汲取這一意義象徵系統之政治利益的功能。對於最大“統一受損者”的政治利益，民眾當明晰其操弄民粹的立場前提所在，更當審視其是否可能真正負起可能到來之戰爭的責任。選民當理性思考統一問題，並明確“統一無損者”與“統一受損者”的實際區隔。依照“自身之本位”確立觀點與立場之基點所在：“抽象的生活”、“符號的生活”畢竟是高於生活的。區分法理維度的“統一受損者”與“統一無損者”，與事實維度的“統一利得”或“統一受損”與否，是台灣社會走出統一議題之“他者化遮蔽”的理性解放，訴諸理性而非預設，去真正審視統一命題。
三、可支點化的現狀
關於“現狀”一詞，也亟待澄清，也可以引為“和平”的支點所在。這個詞謂所標識的對於當下局勢的理解，呈現來自不同的“言說”對於這一“事實狀態”的理解，並附加於其中不同的“意義”所在。“政治”是關於“意義”的議程，該議程的核心是“決策”及其衍生之脈絡，但詮釋與理解“決策”的認知框架來自“意義”，同一個“事實狀態”，當運作以不同的“意義”之理解與詮釋時，所導出的“決策”是殊異的，甚至可能導出牽繫戰爭之“決策”來。
對於海峽兩岸當下構成同一客觀之“事實狀態”，不同的“言說”對於這一“事實狀態”的理解，附加了不同的“意義”，這些“意義”來自於不同主體的“合法性敘事”，並導出不同的互動主體之“決策”。而這些“決策”與“和平”的相關關係不同，有些決策是“和平建設性”的，而有些決策卻是“和平解構性”的，唯有在相關前者的“言說”中，具備支撐長久和平的“支點”意義。
當下國、共、民三方各有不同的“言說”以理解與詮釋“現狀”：國民黨之“言說”在於“一中兩區”：即“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共產黨之“言說”在於“一個中國原則”：即“一中三段論”、“兩岸同屬一中”。民進黨之“言說”在於“互不隸屬”：即“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從“和平相關性”來看，前兩者是“和平建設性”的，而後者是“和平解構性”的。對於“現狀”之“言說”的“和平相關性”，在於此一“言說”是否能恰當處理兩岸之間的“分”與“合”⑥：兩岸當下並未統一，因而可以視作“分”，但兩岸需有一聯結點以支撐“合”。因為兩岸當下也並未分裂，在“分”中維持一個“合”之點，是“和平相關性”之所繫，共產黨之“一個中國原則”無需多言，國民黨之“一中兩區”亦是以“中華民國憲法”之“一中法理”維持兩岸之“合”所在。反之，民進黨之“互不隸屬說”，將兩岸之“分”推衍到了“政治層面”，這是其“和平解構性”之所在。
既然國民黨之“一中兩區”較之民進黨之“互不隸屬說”，更助益於“和平建設性”，為何國民黨之“言說”在台灣內部仍呈弱勢呢？因為任一種兩岸現狀詮釋之“言說”，除了要處理“分”與“合”之關係，亦要處理“虛”與“實”之關係。如果一種“言說”，尤其是政治領域之“言說”，距離權力現實太遠，即“虛”過於“實”；則“言說者”本身的“主體性”，即消湮於“虛”中而不成其為“主體性”：國民黨之“一中兩區”亦是以“中華民國憲法”之“一中法理”作為支點，即是於“中國代表權議題”上，以“中華民國政府”詮釋“中國”的概念內涵。此論述距離權力現實過於遙遠，而呈現“虛化”與“泛化”，由於“中國”在國際場域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承擔，因而此“言說”在台灣反而不成其為“主體性”，被島內民意所疏遠。
可支點化的現狀依賴於“言說”，一個好的兩岸場域的“言說”既要處理好“分”與“合”之關係，照顧到“合”，因和平是在其中：唯有不分裂才有和平；亦要處理“虛”與“實”之關係，照顧到“實”，因主體性是在其中：唯有貼近現實才有主體性。
在台灣島內，好的“言說”不妨以“國家”與“國號”的關係著手，以“國家”之“一個”之維持兩岸的“合”之所在，以“國號”之“並存”維持兩岸的“實”之所在：即構成“一個中國，兩個中華”，以英文表述則是“One China，Two Chinese”,意在一個作為“國家”的“中國”中，存在兩個作為“社群”的“中國人群體”，命名為“中華”。由國號的含義，而可延伸至社會、族群、政權等。構成“國家”的“中國”衹有一個，兩岸並未分裂，這是“合”之所在。試圖詮釋這一“國家”的“國號”及內涵的“社群”有兩個，貼近兩岸現實，這是“實”之所在。前者導出的是兩岸的和平，後者導出的是台灣的主體性。在這一“言說”下，“現狀”可支點化為和平的紐帶所繫，支撐兩岸長久的“和平發展”，並為“台灣民意”所體認。
註釋：
①Black, Duncan. On the Rationale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56: P23–34.
②楊開煌.兩岸維持現狀的三大支柱.海峽評論.2005(177):P12-14.
③姜新立.從烏克蘭危機看民進黨當局未來.海峽評論.2022(376):P58-62.
④李俊增.傅柯倫理學中自我與他者之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2015(53-1):P109-150.
⑤李林傑.兩岸關係定位的新思考：三重定位與兩重維度.中國行政評論.2022 (28-2):P103-141.
⑥黃年.大屋頂中國總論5:不能消滅 衹能改變對方.聯合報.2022:大屋頂下專欄.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2月號，總第30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