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說，愛國者治理是“一國兩制”的核心法理原則。鄧小平先生在論述“一國兩制”時特別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精確法理內涵，即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同時愛國者的基本標準是清晰和確定的，即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但這些法理原則與規範內涵在香港回歸以來並未得到充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導致部分反中亂港分子滲透進香港自治體系並產生了從內部顛覆“一國兩制”的制度風險。從2014年非法佔中到2019年修例風暴，這種顛覆性風險一再出現並極端化，倒逼中央依法出手，引入新制度元素，全面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就是中央治港的新制度元素，不僅對香港由亂到治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且對澳門“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查漏補缺起到直接的借鑒和示範作用。港澳“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修復和完善，與黨中央正確理解和運用“一國兩制”法理原則與實踐規律是密不可分的。
田飛龍指出，“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追求的完整治理目標就是港澳的良政善治。這一完整目標可解析為兩個簡明的層面：其一，政治忠誠的制度保障；其二，賢能治理的制度促進。理想的愛國者應當是一群有忠誠度和有管治能力的人，他們對國家制度忠誠，對“一國兩制”忠誠，同時又在香港社會具有代表性，接地氣，被認可，有公心，賢能有為。我們要理解到，民族復興新時代所需要的港澳愛國者，必須是中央信任和本地社會認可相結合的優秀管治者。正如習總書記在報告中所言，民族復興進程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和風險，這就要求新時代“一國兩制”管治擔綱者不能僅以“忠誠”自滿，還必須用“賢能”自證，才能不負時代，不負社會，不負國家信任。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樣是港澳良政善治的重要課題與持續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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