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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社香港總部參與學習的部分人員大合影（中評社 梁帆攝） |
對地產霸權要有政策設計巧思
中評社記者：過去反對派的“爭普選”口號之所以在香港內部民意產生一定認同，部分程度上與其嘗試建構起普選政治制衡所謂“地產霸權”的政治論述有關。在“愛國者治港”原則正式確立、香港選舉制度得到完善後，如何透過制度面、治理面的改革措施，來解決所謂“地產霸權”問題？
田飛龍：地產霸權問題在香港社會是有歷史來源的，並且是香港資本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柱。我們當然可以從社會正義的角度控訴地產霸權，聲討地產霸權，甚至要對地產商進行嚴厲監督。這樣一種群眾的義憤和社會正義感的訴諸，當然是改革的重要壓力和動力因素。
但我們也要注意，香港的地產業也是經濟的支柱。我記得在上一期分享中，王春新教授講過，香港的地產業及相關產業占到了香港經濟總值的20%出頭，所以實際上這是很有影響的產業，很多產業圍繞著它展開。所以，地產業的調控需要注意不同價值的平衡，既要回應住房正義、社會正義，提供一些廉價可及的、年輕人負擔得起的住房來源，同時房地產市場本身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和相應的產業支撐也要有適當的保護。因為我們講“一國兩制”，就需要在資本與大眾的正義之間有一個平衡，動態可調節的平衡。
當然，今天我們明顯看到地產霸權凌駕到社會民生之上，這就需要有一些反向政策來遏制地產霸權，但這不意味著消滅地產霸權，而是需要有比較精巧深入的研究跟政策設計。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反地產霸權“政治化”和“異化”的問題。反地產霸權被裹挾利用和煽動，來作為香港所謂的真普選跟顔色革命的一種動員口號，實際上是反對派利用群眾心中的積怨和社會矛盾來追求他們的政治目的。
其實他們的追求方法不但不能解決香港社會的住房問題，反而會癱瘓特區政府的管治，惡化“兩制”的關係和特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並且阻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順暢進程，最終會導致香港走入一種本土主義、攬炒主義，以及簡單跟隨西方被金融霸權更深捆綁的困境。
所以，他們宣傳和煽動的這一似是而非的歸因鏈條，是不負責任的，沒有誠心誠意地從香港普通人住房正義的角度去思考解決問題，經不起理論邏輯和實踐結果的推敲。我覺得，在愛國者治港之下，打造一個更加賢能負責的政府團隊去解決住房問題，倒是一條可以信任和嘗試的道路。制衡地產霸權的不只是反對派宣揚的那種一人一票的普選，還有來自中央的正義感和問責。這樣一種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的政治倫理，需要從“一國”的深層面向灌注到香港的管治倫理中，使特區政府以為人民群眾解決住房問題和深層次社會正義問題為榮，以反向的作為為恥，並且在中央政府的督促和推動之下，負責任地採取政策措施，回應解決民生疾苦。
我相信，只要香港民眾、特區政府官員和中央能夠群策群力一條心，找到適當的辦法去解決住房問題，香港的地產霸權就不敢公然站出來反對，也不敢公然挑釁和阻止公屋計劃或大灣區的安居計劃。經過新選舉法的改革，傳統的將中央和特區政府與香港民眾隔斷隔離開來，以造成不信任因素和蠱惑性宣傳的分離主義做法已經邊緣化了，今天恰恰是直接面對住房問題，群策群力解決問題的時候了。誰再從中作梗，就是中央和香港居民的公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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