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
中評社：我們知道，“一國兩制”為解決台灣問題而產生，最先在香港施行。現在則有輿論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已經不能向台灣垂範。對此，您怎麼看？
田飛龍：那種舊的、被片面理解的“一國兩制”已經不能垂範台灣了，而新的、更加完整的“一國兩制”對台灣具有更加凸顯的示範意義。我們要讓台灣社會全面準確了解“一國兩制”，而恰恰是經過香港這個中期時刻、經過國安法與選舉法之後，“一國兩制”完整的法理與制度面貌才展現出來。從香港本地和台灣本地的審美視角來看，這個完整的面貌與他們所想象的“一國兩制”有很大出入。因為，他們想象中的“一國兩制”是“井水不犯河水、高度自治接近於完全自治”的狀態，但那樣的狀態並非真相與本質，且最終會導致香港與台灣的動亂。
因此，為了“一國兩制”下港台的長治久安，“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必然也要觸及到國家安全法的優先配置。在教育和文化領導權上，要有中央權力的配置和監督；在涉外關係上，引入法律的嚴格管理，杜絕外部干預，斬斷禍亂的外源。這些可以使港台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同時，不能危害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在這方面，近年來中央管治香港的實踐恰恰不是“一國兩制”的負面經驗，而是“一國兩制”展現出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地方。只有過了這些坎、只有補了這些課、只有在法理上意識到國家的權力是實在的和可執行的，“一國兩制”才真正能夠行穩致遠。我們要的不是台灣回歸之後“每過幾年就動亂不安”的那種不穩定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而是使台灣回歸之後長治久安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所以“長痛不如短痛”，只有將全面管治與高度自治相結合，才是正確完整地理解了“一國兩制”。這個“一國兩制”將來也是要“上門服務”的，不管初期台灣是否理解和接受，這個完整的“一國兩制”是要表達於台灣的，這是真正負責任的和平統一方案與理性的憲制安排。
“一國兩制”確實因台灣問題而產生，而將來也很可能在台灣完成其在中國主權秩序內的最後一場實驗。我們希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能夠和平落地，這對台灣而言，也是奠定了其永久和平和長期發展的制度基礎。台灣如果過不了陣痛這個坎兒的話，將會在21世紀全球化中邊緣化，甚至會登上中美“新冷戰”的戰車而成為犧牲品，這是我們都不願看到的前景。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將兩岸完全統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加以重述，同時也明確在兩岸追求和平統一的進程中，要發揮制度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定是以國家作為主場、以兩岸中國人的政治合意作為正當性基礎、一定是以對“台獨”勢力與外部干預勢力的堅決打擊與排斥作為政治前提而凝結出的一種共識的方案。這個方案會充分考慮兼顧國家利益與台灣地方利益。這就是“一國兩制”，無論台灣一些人是否喜歡，它就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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