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親美、哈日、厭中——台灣社會一種“泛在化”心理傾向 作者：安拴虎（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中美日在台灣人的情感坐標裡呈現完全不同的位置，親美、哈日、厭中（大陸）是一種常態化的心理傾向。雖然這是一種基於偏見的情感錯置，但卻在台灣社會裡屬於一種“泛在”現象，這種情感表現是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的認知（偏見）基礎上的情感反應，既是基於台灣人過往的生命體驗和集體記憶，同時也反映了中（大陸）美日三方圍繞台灣問題長期角力的事實。它在台灣人的“態度”鏈條（認知—情感—行為）中處於中間環節，因此必然會在台灣與中（大陸）美日三方關係建構當中起到“規範”作用，不自覺地驅使台灣朝野時常進行與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的關係再梳理，明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並再次劃定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和邊界，從而影響地緣政治生態的重塑；不僅如此，它也會通過一系列模仿和學習，影響台灣人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重塑台灣的社會文化，甚至因此強化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毫無疑問，這種心理傾向本身就自帶勢能，必然在兩岸互動過程中產生消極影響。
放在國際視野來觀察，中美日三方對台灣的影響無與倫比，其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更是非同小可。1990年代以前，台灣民眾“一方面是對‘中國’的認同，另一方面是美、日發達國家的美好樣板”。〔1〕時至今日，中美日在台灣人的情感坐標裡呈現完全不同的位置，親美、哈日、厭中（大陸）是一種常態化的情感傾向。〔2〕雖然很明顯這是一種基於偏見的情感錯置，但卻在台灣社會裡屬於一種“泛在”現象，這種情感表現是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的認知（偏見）基礎上的情感反應，既是基於台灣人過往的生命經驗和集體記憶，同時也反映了中（大陸）美日三方圍繞台灣問題長期角力的事實。它在台灣人的“態度”鏈條（認知—情感—行為）中處於中間環節，因此必然會在台灣與中（大陸）美日三方關係建構當中（比如馬英九上台宣稱“親美、友日、和中”，而蔡英文則推行“親美遠陸”、“親美抗陸”、“脫中”）起到“規範”作用，親美哈日厭中（大陸）作為台灣較恒定的社會心理傾向便成為關係建構中這種“行為”的情感基礎。〔3〕
一、厭中
曾有學者直言，“國民黨遷台以來，台灣輿論一直呈現兩個基本面向：一個是美化美國，一個是醜化大陸。歷經……政權交替，各個政黨派系儘管在許多方面不同，甚至水火不容，但在這兩個面向上卻表現出驚人的一致。……而輿論的慣性也是不能忽略的分析維度。50多年來，在一代代動機不同的政客操縱下，紅色大陸成為台灣輿論一致詛咒的對象。要將對手貼上紅色標籤就行，就可以如願以償。……這樣荒唐的歷史鬧劇，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幾十年來一直連續不斷在台灣上演著，而台灣民眾也一直扮演著忠實的觀眾，可見紅色禁忌的‘輿論麻醉’是多麼的成功。”〔4〕
去過寶島台灣的大陸同胞相信對“426”這個數字不會陌生，它看似是一個普通的數字，實則是“死阿陸”的諧音，有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在台灣次文化中“阿陸”一詞是對大陸人的貶損稱謂，前面再加個“死”字，可見其感情色彩之強烈。很難講這個詞出現於何時，但是它的出現無疑是糟糕的兩岸關係現實的折射。
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念念不忘“反共復國”、“反攻大陸”，在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和氛圍下，台灣當局對新聞業實施了嚴密的控制和嚴酷的管理，為了實現“反共復國”的“大業”，不惜動用全社會的力量進行反共宣傳，對大陸極盡抹黑與醜化，長期的反共宣傳和反共教育在台灣人的思想意識裡打下深深的烙印，在一代一代的台灣人的內心深處植下抹不掉的“反共基因”。
反中是反共的自然賡續和情感昇華。兩岸長期分裂隔絕對峙，思想意識方枘圓鑿，扞格不入，缺乏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協同一致的情感脈動，當代台灣同胞很難體會大陸同胞近代以來因為中華民族頻遭列強欺淩，面臨民族生死存亡而鬱卒悲憤的心情，以及極欲實現中華重新崛起、恢復民族尊嚴的強烈願望和民族使命感。同理，大陸同胞也很難體會台灣人民百年來因被割讓、被拋棄、兩岸鬩牆之爭中“被放逐”、“被打壓”而導致的愛恨情仇——“悲情意識”、“棄民意識”、“亞細亞孤兒意識”、孤苦無依的“失根之痛”、認同錯亂而致的心靈之痛、不知哪裡是未來的壓抑苦悶和焦慮感以及社會轉型形成的民主優越感等等。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同胞因歷史形成的家國天下的傳統價值觀，在台灣已經沒有市場。也應該看到，由於兩岸分裂，台灣內部歷來將大陸視作敵人和威脅，兩岸關係中的確有著太多的“失和”、“傷感情”的過往，積存了海量的“怨望”情緒。當兩岸關係解凍，“當面對中國大陸，埋藏在記憶深處的‘仇匪’、‘恨匪’情結即告表露”〔5〕，“大陸更強調統一，台灣強調‘主體性’”〔6〕。老實說，大陸人與台灣人的感情是不等距的，早在2009年6月一份“兩岸民眾互望”的兩岸同步民調就發現，“大陸人看台灣人是一家人，台灣人看大陸人是生意夥伴”，〔7〕有台灣網友直言不諱地道盡這種不等距的感情和對大陸“統戰”的“刻板印象”：“當團團圓圓來台灣時，很多台灣人想的不是謝謝祖國，而是‘想用熊貓同化我們？門都沒有！’……台灣人不認為大陸人是一家人啊。你多麼省吃儉用勤工儉學地給別人好處，然後希望對方把你當家人，但對方壓根不認為你是家人，你給再多好處，他們也認為你這些是有陰謀的。”〔8〕當大陸同胞深情款款地談及兩岸同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希望兩岸同胞共同致力於“大國崛起”共圓“中國夢”的時候，島内卻毫不客氣地說“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9〕與此類似，有一篇台胞寫的流傳很廣的網文，頗有些譏諷意味：“我很清楚大陸同胞對台灣有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認同，但台灣人並不是這麼認為，任何去過台灣自由行的大陸朋友都能清楚地感受到。所以這樣好像大陸的熱臉貼台灣的冷屁股。”他還不客氣地直言，“對大部分台灣人來說，我們也是學中華文化長大的，衹要觸及‘政治’問題時，一切都是狗屁！‘台灣人’的組成分子很複雜，有比較親中國的‘外省人’，也有比較‘本土派’的台灣人。”他自問自答地解釋道：“台灣人為什麼不哈陸？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大部分台灣人一想到大陸，就會直接想到：那個打壓台灣的地方……”〔10〕
似乎問題仍然集中在“情結”上。我們也必須看到，雖然在國際大形勢下，大陸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堅持“中華民國”已不存在，但作為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當前在島內仍有相當多民眾延續著對“中華民國”的情感認同。就像龍應台指出的那樣，台灣幾代人也曾經有過一個“海棠葉大中國夢”，因為兩岸的高度對抗與激烈衝突而漸漸由“大夢”（“中國夢”）逐漸過渡到“小夢”（“台灣夢”）。〔11〕這一點其實在一次次兩岸文化衝突事件〔12〕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產生的是同樣的情感疏離效應。
兩岸關係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台灣人對大陸的情感基礎。一方面，兩岸血脈相連，是同文同種，血緣親情和文化親緣造就了兩岸千絲萬縷的聯繫，無法隔斷。兩岸開放交流30餘年，經濟、社會、文化已密不可分，人員往來熱絡頻密。兩岸再怎麼爭吵不休，也是同胞兄弟，所謂打斷骨頭連著筋，血緣親情是與生俱來無法磨滅的。但另一方面，兩岸關係中的確因為太多的“傷感情”的過往，積存了海量的“怨望”，由怨生恨，加上獨派一意煽惑，產生疏離感是必然的事情，也是值得大陸人思考的問題。
二、親美
台灣人親美其來有自，眾所周知，兩岸分裂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台灣問題的由來，也是美國橫加干涉的結果。長期以來，美台互相利用：台灣在美國的卵翼下而不虞生存，因此，不論藍綠，台灣人皆將美國作為倚重和“保護”的對象，將其作為反制中國大陸“併吞”的資本；而美國，冷戰時期把台灣作為不沉的航空母艦以及第一島鏈重要的一環永續經營。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仍然通過《美台關係法》等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的法律以及對台售武等手段將台灣牢牢置於控制之下，把台灣當作制衡中國、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過去數十年來，台灣經濟依賴、資訊依賴，大大小小問題已變得‘比美國人還要美國’”，〔13〕“數十年來，我們的一切均遵循美國官方的立場”。〔14〕在1980年代後期兩岸關係解凍以前，台灣的經濟一向是“雙重依賴”——進口依賴日本，出口依賴美國。
1960、70年代台灣地區的留學生在留學的去向上，主要以美國為主。“如1962年至1972年，免試出國留學人數為16542人，其中赴美國留學的人數為14023人，達84.8%”，〔15〕返台留學生有的在行政機構工作，有的在公營事業及金融機構工作，有的在科研院所從事科研工作，有的在大專院校任教，有的在中等學校任教，有的在醫院工作，有的在新聞界工作……總之返台留學生在各行各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湧現出一大批佼佼者，既有于梨華、叢蘇、施叔青等為代表的留學生文學作家，也有在美國普渡大學獲工科博士學位的台灣第一位博士營長吳東明，還有曾經擔任過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也是60年代在美國獲得農學博士的留學生。最值得一提的，還有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和李遠哲。赴美留學不僅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也帶來一個十分深遠的影響，就是美國文化開始全面全方位地影響台灣。“1960年代台灣的‘文藝復興’基本上是在這反共親美框架裡進行的。……”〔16〕
關於台灣的親美，南方朔也有過精闢的分析：
戰後台灣，自美軍在韓戰期間協防台灣起，台灣即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美軍協防台灣，簽訂共同防禦協定，這是被納入“軍事圈”；1960年代，美國經濟擴張，台灣出口加工業興起，台灣又被納入美國的“經濟圈”；隨著軍事及經濟的關係開展，台灣留美學生日增，他們是台灣社會的上層。於是台灣的親美特性又隨著被納入“文化圈”而更加固定。……整體而言，台灣可以說是舉世少見的親美地段。台灣的安全仰賴於美國，不會出現反美的統治階級，台灣的經濟成長與繁榮依賴美國，不會出現反美的中產與農工階級。台灣有著穩固的親美結構。〔17〕
1970年代的到來開啟了台灣（所謂“中華民國”）外交挫敗的時代，中美建交、美“台”斷交，“自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常理上，它必將引起極大的反美風潮，然而，由於台灣對美的外銷持續增加，台灣經濟更趨繁榮，政治的所失在經濟上獲得補償，而且‘台灣關係法’的制定也階段性的保障了台灣的安全。‘名’的受損有了‘實’的彌補，台灣的親美特性也就維繫了下去。”〔18〕一系列的外交挫敗在台灣人情感天平上引發地震，一方面是認同的加速錯位和對“中國”“台灣”等象徵符號的情感裂變；另一方面，對美國“棄台”雖有怨憤卻也在“美台關係法”中尋求到心理慰藉與安全感，又在接下來的尋求台灣出路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師從美國，無論是價值觀、社會思想、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在“去中國化”、消解中國元素的亂糟糟的大氛圍下，均呈現加速“美國化”的趨勢，顯示出美國軟實力對台灣的巨大影響。
三、哈日
台灣人對日本一向具有獨特的“情結”，由於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使得日台兩地有一種奇特的文化上的親緣關係。
光復初期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過程中對福佬文化（閩南文化）有過限制甚至破壞。有人上升到族群矛盾的高度，認為這是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文化宰制。其實除了文化政策的原因外，受限於文化生活體驗，遷台來的大陸文化精英製作的文化產品例如電視劇，很少有真正反映本省人生活和命運的連續劇，他們製作和放映的大多是關於大陸生活的內容或與大陸相關的內容，這一般很難引起老一輩台灣人的共鳴。反倒是在觀日劇的時候，老一輩的台灣人找到了更多相近的生活以及文化體驗，這種依賴日劇解“鄉愁”的奇葩現象體現一種特殊的“情結”，有人稱之為自虐情結，有人認為是一種“錯置的鄉愁”。
更有甚者，日據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包括改日本國籍、講日本話、取日本名、行日本風俗習慣，灌輸“皇民意識”，以達到奴化教育的目的。以李登輝為例，其父李金龍畢業於警察官練習所，在日本殖民者手下充當刑警十餘年。李登輝一直對其父這段“三腳”的過往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說他父親是當時的“菁英人物”。李登輝生於1923年，“自幼接受正統的日本教育”，這對他的人格養成有極其深刻的影響，1940年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給自己取了“岩里政男”的日本名字；他的大哥李登欽也改名為“岩里武則”，二戰時在日軍服役戰死在菲律賓，其靈位至今奉祀在日本靖國神社。李登輝的成長經歷使他講日文比講中文還流利，在說中文時不由自主地夾雜著大量日文語法、日文單詞，他的言行也深受日本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十分推崇日本的劍道和武士道精神，自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崇尚日本文化，美化、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是李登輝這類接受過皇民化教育的人共同的特徵。
然而這並不能代表日據時期台灣人的全部，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用以潛移默化的文化傳承，並沒有因日本殖民政府從上而下的現代化改造而全面斷絕。中國傳統典籍文化與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所傳承、所涵育的精神文化和中國意識，是萬難斷絕的。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懷抱著“原鄉唐山”的感情，當他們以傳統武力方式抗日失敗之後，開始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形式進行抵抗，如蔣渭水、翁俊明、杜聰明、林獻堂等即其代表。這種淳樸的民族感情從台灣民間對日本及台奸稱謂上可以窺見一斑。日本殖民者利用人性弱點，鼓勵台民做當局密探，以此探知民間抗日所在。這些甘做日本鷹犬的台民，當然被台灣民間社會視為台奸，台民謔稱其為“探子馬”。
日本最喜歡順民，特別是那些經常主動為日本人通風報信的順民，這種人被稱為三腳；台灣人呼日本人為四腳，意即四足落地之畜牲，而甘心替日本人當“探子馬”，比畜牲還低一級，因此俗謂三腳。〔19〕
日據時期台灣同胞對日本的感情態度於此可見一斑，台灣光復使得這種感情得到盡情宣洩，當家做主的那一刻是全民盡歡。但是隨著短時間裡接近兩百萬的“國軍”及其家屬的到來，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因為光復烘焙出來的民族感情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期許也逐漸幻滅，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既是這種變化的“果”，也是後來族群裂痕以及情感錯置的“因”。人們生活在白色恐怖的重壓之下，兩相對比，有的人開始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時光，對日本的好感也就這樣奇妙地潛滋暗長起來，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言論也漸漸有了回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