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上述發展，伊朗的反美情結雜揉歷史、宗教、經濟、民族、內政等元素，並非民主與共產、美國與蘇聯等二元結構所能簡單動員，自也難隨冷戰消融；此外美國在伊朗革命後屢興制裁，重創伊朗經濟，甚至擊落伊朗民航機，種種舉措看似打擊伊朗，實是在替反美正當性添柴加火。
長此以往，神權政府即便存在話語壟斷危機、經濟困境、治理弊病，卻總有美國的吊詭助攻相救援，雙方因而共構一段敵意高漲的依存關係，直至今日。
一擊未成，免疫再起
對美國而言，伊朗的反美現象難以瞬間逆轉，過度施壓又只會鞏固神權政府的統治，故最上策應是以張弛有度的政策，力求“有感施壓”，從而迫使伊朗溫和派坐上談判桌，既換得美伊妥協後的政治均衡點，也減緩伊朗反美力道，2015年的JCPOA即為一例。
彼時美國經歷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騷亂，已無心戀棧中東軍事泥淖，又不願將大好江山拱手他人，便以外交仲裁推進政治影響力。故在伊核問題上，奧巴馬先以制裁棍棒教訓伊朗，又頻頻釋出談判訊號的胡蘿蔔，最終成功獲取魯哈尼（Hassan Rouhani）為首的伊朗溫和派信任，以暫緩對伊制裁，換到核計劃的凍結。
然而溫和與強硬之爭不僅伊朗有之，白宮內部亦然。JCPOA之所以能成功簽署，雖有伊朗首肯，卻更有奧巴馬等溫和務實派的大力推動，方能水到渠成；然而特朗普上台後，白宮新保守主義勢力崛起，美國的中東政策由此調轉風向，由縱橫捭闔換成了單邊拉攏，以色列與沙特成為美國的中東戰略主心骨，巴勒斯坦議題日趨邊緣化，伊朗也成了必須強硬管束的對象。
而在特朗普團隊中，蓬佩奧（Mike Pompeo）與博爾頓（John Bolton）象徵了兩種對伊政策典型，前者認為推翻神權政府成本過大，扶持親美領導人即可；後者則主張神權政體必須瓦解，方有可能讓伊朗徹底親美。而就結果觀之，特朗普顯然更相信後者的諫言，才會以“推翻神權政府”為目的，在極限施壓的窄道上狂飈：先於2018年單邊退出JCPOA，又在2019年拉升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道，幾乎將伊朗打成石油零出口的慘況，後者更於當年年底爆發1979年革命後最大示威。
然而就在此時，特朗普又重蹈前人過度施壓的覆轍，下令美軍擊斃革命衛隊將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結果反倒激發伊朗反美民族主義，遂令此前布局功虧一簣。在伊朗的政治脈絡內，外部施壓一旦超過臨界點，便會化作民粹養分，為神權政府所吸收，致使伊朗再次免疫，政權也終得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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