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國對中國的認知
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人就認為美國註定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而且會比它們更完美。既然美國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國家，那麼美國對外政策自然包含著一種超越國家疆界的強烈使命感，一種傳播美國夢和美國價值觀的義務。認知心理學認為，美國對中國發展的“威脅認知”有三個主要因素影響主體對客體的知覺：主體本身的特徵、客體的特徵、發生交互作用的情境特徵。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免不了會基於“西方中心主義”和“美國至上”的認知理念。隨著中國力量的逐漸變強，中美之間人員和技術的往來和交流，美國對中國的認識變得越來越具體。認為中國正在經濟、價值觀和國家安全三個方面對美國發起強烈挑戰。
經濟挑戰：美國認為中國在經濟改革承諾和國家保護主義政策和實踐方面的不良記錄損害了美國企業和勞動者的利益，擾亂了全球市場，破壞了國際規範和污染了環境。一是中國經濟改革不徹底，未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時候的承諾。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同意接受該組織“開放市場化原則”並將其納入本國貿易體系和制度中，世貿組織成員也希望中國繼續推進經濟改革和市場化步伐，但這一目標並未實現，中國經濟改革並不徹底。二是“強制性技術轉移”。⑴要求或強制美國公司向中國公司轉移技術；⑵通過市場許可的方式限制美國公司技術進入中國市場；⑶直接和不公平地幫助中國公司收購美國公司和資產，以獲得尖端技術；⑷中國通過網絡入侵竊取了大量美國公司敏感信息和商業秘密。三是在世界貿易組織享有與自身實力不對等的“身份”。美國認為中國已經是“成熟經濟體”，但在與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打交道時依舊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現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防支出和對外投資也居世界第二位。這對美國和其他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四是中國“一帶一路”。美國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開展不正當競爭，輸出工業標準、強化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擴大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全球影響力等。
價值觀挑戰：美國認為其所提倡的“普世價值”正日益受到中國的挑戰。一是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近年來，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優越性開始體現，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西方發達國家運作更好，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二是中國尋求在“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方面成為全球領導者”。中國通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干涉他國內政以及運用媒體宣傳等手段，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對西方“普世價值”造成巨大挑戰。
安全挑戰：近年來，中國軍事實力的迅猛發展及其軍事動作嚴重威脅到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國的利益，並對全球商業和供應鏈造成挑戰。一是中國在黃海、東海、南海、台灣海峽以及中印邊境地區的軍事和準軍事行動，違背了其和平解決爭端的承諾。二是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美國認為中國的軍民融合戰略使解放軍有能力開發和獲取先進技術，由於該戰略的不透明性，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國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其軍民兩用技術支援解放軍的研究與開發項目。三是中國試圖主導全球信息與通信技術產業。報告認為中國政府通過《國家網絡安全法》、與華為和中興等企業合作等方式竊取他國資料。
美國對中國意象的形成過程，是在相互交往時作為認知主體的美國對認知客體的中國的信息進行肯定或者否定的認知活動過程，是中美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美國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其對中國的認知選擇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美國對中國的價值判斷和政策取捨取決於它對自身價值的認定程度和評判結果。在認知過程中，美國要確定對中國的基本價值判斷，除了受一些客觀因素影響外，還要受社會心理因素和決策者個體心理因素的制約。在中國逐步走向強大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發展的錯誤知覺，較為主流的是關於“中國威脅”的負面認知，即認為中國的發展將會對地區乃至世界構成威脅，崛起的中國將成為對現行國際秩序不滿、企圖挑戰與突破現行國際體系的挑戰者。
三、中國對美國的認知
如何評估國家實力原本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指出的，“在所有公共事務中，沒有比準確評估一個國家的實力更容易犯錯誤的事情了。”有關美國衰落的分析，如果僅僅和中國崛起對照，則是不完整的，也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從綜合國力的角度來看，美國無疑依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經濟規模在未來一二十年有超過美國的現實可能，但綜合國力與美國的差距依舊長期存在。儘管美國面臨著霸權衰退，但仍擁有相對於中國的重大、眾多優勢。應對地區性問題，美國也需要其他大國的實質性合作。實際上，美國不再有能力單方面為地區做出安排，而是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地區安排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美國實力相對衰退的一種標誌。如果說過去中國崛起是世界的憂慮的話，那現在美國衰落也是世界的憂慮，因為這不僅意味著世界格局更具有不確定性，也意味著美國戰略動向的不穩定性增加，它如何進行戰略抉擇成為關涉各國高度關注的問題。
中國認為就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政治體系和自由貿易經濟秩序而言，中國是積極建設者，而美國才是真正的修正者。同時，中國認為自身並未對美國進行主動挑戰，反而是美國不斷挑起事端。其次，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異質國家，主要是建立在非民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國家。而中國卻不以意識形態劃線，認為所謂異質國家是西方的陰謀論。中國則認為作為一個數千年來很少主動對外擴張的國家，自身的強大本身就是和平力量的加強。中國人認為美國依然在短期內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將很快被中國超越。中國人認為中美關係不應以意識形態劃線，中美兩國的友好與否關乎世界福祉即與全人類利益相關，中國人認為自己是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受益者和堅定維護者，而非挑戰者。同時，中國人認為美國單極秩序祇是一個神話，最多僅僅短暫的存在於蘇聯解體之後的幾年，中國也不試圖以自身在未來重複一個單極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多極並存的世界中，取得與其實力相稱的國際地位。由此，中國嚴格奉行主權原則，不干涉內政原則，並堅守不結盟的國家對外發展戰略。②
當前，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戰略性、利益性的矛盾與衝突。總體而言，中美接觸與合作日益緊密，但雙邊關係的穩定性明顯下降。中美互不信任的狀況突出，雙方均對對方的能力和意圖備感疑慮，對對方的一舉一動高度關注。以往中美之間的衝突摩擦領域相對單一、內容較為集中；而此番博弈則幾乎牽扯兩國關係的方方面面，且時間密集，頻度很高，各種問題環環相扣。具體表現為：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經貿金融領域廣泛合作但紛爭不已，衝突不斷；人文社會領域交流豐富，相互影響巨大但相互設防；國際事務上責任相近，但常常立場相左，主張各異，利益趨異。中國認為美國所提倡的“普世價值”有可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干涉台灣、香港、新疆等地區的中國內部事務。
美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安全戰略上對華防範心理越來越強，對中國政策走向不斷提出要求甚至施壓，力促中國朝著美方所期望的方向演變。中美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前提是，雙方都將“全球領導權”視為國家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大國之間對同一目標的任何爭奪，都將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擺脫橫亙在中美之間關於全球領導權的安全困境，是中美關係能否保持總體和平的關鍵問題。中國將世界領導權看作一種有結構的、可分享的自然權力，而美國將世界領導權看成一種無結構的、不可分享的實體權力。如此，兩國的對話方式便極容易在彼此之間產生誤解。
四、脫鉤還是磨合？
推進美國利益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因素。美國貿易代表談論美中經濟脫鉤，如何再造全球供應鏈，接受調查的大多數美國公司仍致力於中國市場，目前很少有公司剝離現有業務。然而，企業的反應暗示，他們對中國的供應鏈進行了謹慎評估。在華經營成本上升的長期趨勢是這種評估的重要推動力，但美中關係惡化的影響也是促成因素。政治不確定性可能導致企業推遲或取消計畫中的投資決策。今年表示將加快在中國市場投資的受訪者比例是過去幾年最低的。近3成受訪者表示，由於緊張局勢加劇帶來的不確定性，他們放緩、推遲或取消了在美國或中國的投資，這一比例是2018年的兩倍。美中關係緊張增加的成本是促使他們決定將投資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的原因之一。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決定停止或減少新投資的公司數量有所上升，有17%的美資公司作此決定。雖然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歷史趨勢，但60%的受訪者表示，美中貿易緊張增加了成本或不確定性；47%的受訪者表示，2019年削減或停止計畫投資的首要原因是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政治環境。這些原因在前兩年的調查中並沒有被企業提及。另有58%和50%的企業分別提及在華成本上升和美中關係緊張是它們將投資轉移至美中之外第三方的原因。
如何在討價還價中採用威脅和允諾的策略來實現雙贏的結果。而這些策略的使用中最關鍵的是可信度的問題。例如，對於微弱的侵犯而言，大規模報復這樣的威脅就是缺乏可信度的。由於威脅行為本身的顯著特徵就是威脅主體從未有付諸行動的決心和意志，因此，要實現威脅的可信度，除了束縛自己的行為選擇之外，還可以假裝自己錯誤地估計了實施威脅的後果，或者假裝自己是一個易於衝動非理性的人（亦即所謂的瘋子理論），或者還可以把聲譽因素與威脅捆綁在一起等等。③
最近，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遏制措施，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人員往來和技術交流等。當前正值美國大選的關鍵時刻，這些舉措不排除配合選情的需要。等選舉結束，雙方仍然會進入討價還價的階段，磨合的幾率會大些。
注釋：
①《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美）傑維斯著，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②“中美關係中的認知差異與戰略互動研究-基於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李紅偉，中共上海市委黨校。
③《衝突的戰略》，（美）謝林著，趙華譯，華夏出版社，2011-05。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0月號，總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