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中美能重回“複合相互依賴”的關係嗎 作者：蕭衡鍾（台灣），台東專科學校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博士、中國文化大學博士
中美“複合相互依賴”的格局，也許會因川普的政策一時受挫，但是就長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續發展的狀態下，美國恐怕也無力阻擋相互依賴的大趨勢，國際秩序還是會順著原有的規則與軌跡進行，不可能被個人的力量所中斷。
一、中美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概念體現
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伊（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提出了“複合相互依賴”的三個基本特徵：首先是國家之間交往管道的多樣化，各社會之間的多管道聯繫，包括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繫或對外部門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間的非正式聯繫、跨國組織等；其次是缺乏主導性議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中，討論議題包括許多沒有明確的或固定等級之分的問題；第三為軍事力量作用的下降，當複合相互依賴普遍存在時，一國政府不在本地區內或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國政府使用武力。
在國際交往範疇，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與擴溢，中美兩國之間的交往也日益密切。從1979年1月1日開始，美國宣佈與台灣斷絕正式邦交關係，中美兩國也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建交之初，由於冷戰的國際格局和意識形態的差異等因素，中美之間對話合作機制僅有6個，且主要集中於高層政治與經貿合作領域。
1990年代前後，世界風雲突變，隨著蘇聯解體、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與改革開放、以及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中美之間的對話與交往也進入一個起伏和動盪的時期。進入21世紀，911事件的爆發使反恐議題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第一要務，在反恐議題上，中美迅速達成一致陣線，藉助反恐合作這個契機，中美關係迅速回升，多種對話機制也全面展開。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兩國之間的跨國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也迅速在彼此領域活躍起來。到了2011年1月，兩國發表《中美聯合聲明》，確認中美雙方將共同努力，建設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提出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係，算是與歐巴馬將中國視為“建設性夥伴關係”相互呼應。至2017年4月，習近平與川普舉行海湖莊園會晤後，首輪中美外交安全對話、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首輪中美社會和人文對話、首輪中美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等合作，依次在美國華盛頓舉行。
二、中美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合作需求
中美外交關係起起伏伏數十年，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政府、從官員到民眾，中美雙方業已建立了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多個領域廣泛、深層且多樣的對話合作機制。總的來說，中美貿易關係存在幾個特色，首先是中美貿易體量大、領域廣、交織深，從相關數據資料中可得出總貌；其次，中美雙方在雙邊貿易中均是受益者，從國際分工的角度看，大批外資企業到中國投資建廠，組裝製造產品，銷往全球市場，中國的順差大多是承接了過去日本、韓國、台灣等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而美國從設計、零部件供應、行銷等環節卻獲利巨豐。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貿易順差反映在中國，但利益順差在美國，總體上雙方互利共贏。
同時，中美貿易的互補性高於競爭性。中美經貿合作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產業分工、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中美兩國在經貿合作中都有著自己的比較優勢，通過對中美兩國貿易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在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美國多依賴中國，而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情況則恰恰相反。
中國的優勢是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製造業，製造業占全球製造業的比重超過25%，在500種主要工業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是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而美國全球領先的科技實力的優勢，使其產品設計、研發能力獨步全球，牢牢佔據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制高點。
可以說，美國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中國則位於中低端，中美兩國雙邊貿易的利益分配是不矛盾的，在中美兩國貿易相互補充、深度交織的情況下，中美貿易戰更像是一場“零和遊戲”，全面爆發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在政策議題方面，中美兩國需要通力合作，解決全球公共問題，謀求合作共贏。隨著中美之間交往的多元化、深層化，中美之間各層次的利益也逐漸多樣複雜，在包含能源安全、糧食問題、恐怖主義、生態環境、太空開發、金融匯率、疫情防控等一系列全球公共問題進入兩國外交議程之中，決策者們對這些更加多元、更為廣泛的問題的關注絲毫不弱於傳統外交議程中的軍事安全、意識形態和領土爭端等問題。
儘管中美兩國的價值觀念、政治制度與決策體制有所差別，但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發展的今天，美國作為冷戰後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很多全球公共議題上逐漸顯得力不從心，美國也需要像中國這樣崛起的區域大國的支援與合作方能成事。而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也樹立了自身的義利觀，以“做一個負責任的社會主義大國”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彰顯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中美兩國進而也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領域達成了諸多共識，進行了良好的合作，最顯著的例子有下數兩例：
其一是2014年西非地區突發的伊波拉病毒疫情不斷告急，不僅嚴重威脅疫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很快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場共同挑戰。中國積極回應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和非洲團結聯盟的疾呼，同時積極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大國實現良性互動，相互支持和配合，攜手援助非洲國家抗擊伊波拉病毒。時任美國總統的歐巴馬便高度評價中國所發揮的引領作用，表示中美兩國的合作向世界釋放了積極信號。
其二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與美國總統“川金會”的歷史性會晤在新加坡順利舉行，中國在其中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會見川普之前，金正恩兩次到訪中國，而他前往新加坡所乘坐的飛機正是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波音747。
三、中美兩國複合相互依賴的挑戰難關
(一)經濟貿易領域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各國都曾以強制手段如停工、停課、禁航等來防疫。中國佔世界供應鏈的20%，生產中斷讓全球供應鏈斷鏈，在貿易戰與疫情的雙重衝擊下，中國全年經濟成長率面臨保4的挑戰，其中須特別留意金融風險攀升。
疫情過後也讓反全球化趨勢更為明顯，國際格局由單極朝向多極化發展，地緣政治衝突加深，中美兩國已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衝突中，從貿易戰轉變為全面對抗，包含關稅貿易戰、貨幣金融戰、5G科技戰在內，川普更表態要區分中國政權與中國人民，在美中協議第一階段的執行過程中摩擦恐再起，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川普勢必將加大反中力度。
美中關稅戰雖可能暫歇，但兩國長期對抗已成定局，國際肺炎疫情爆發凸顯供應鏈必須分散的重要性，中國作為出口製造業基地的中長期優勢面臨挑戰，海外投資地點的分散代表逐漸降低對中國的倚賴，台灣接單、大陸出口的模式正面臨改變，越南是否崛起成為新亞洲工廠有待觀察，越南仍需改善勞工與供應鏈等問題。
疫情過後的經濟新局讓全球與亞洲貿易保護主義持續升溫，多國開始實施醫療物資、重要原物料與食品的出口限制措施，此外，包含RCEP、CPTPP擴大、歐盟推動與東協國家洽簽FTA等，讓區域經濟整合將加速進行，中國擴大東協合作規模、同時美歐也加大拉攏東協國家，還有東協擴大與區域外跨國合作的速度及規模形成“東協加六”態勢，形成地緣政治經濟關係的新平衡。
(二)軍事安全領域
中美建交之前甚至中美建交後的一段時間內，兩國之間都是一種冷戰關係，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思維主導著中美關係的發展，兩國彼此都警惕著對方，軍事實力成為中美關係的焦點。但隨著兩國交流日益密切，依賴程度逐步加深，軍事力量的作用在中美這對全球最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作用有所下降。儘管中美關係走出了“安全困境”，兩國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但近幾月以來，雙方在南海的軍事對峙層出不窮，讓彼此間發生偶發小摩擦的可能性升高。
首先，中美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且都是有核國家，可以說，中美兩國的和戰走向深深影響著世界政治的走向，在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中、在核武器威懾的恐懼下，中美雙方深知戰爭的嚴重後果。
其次，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中美雙方形成了深度的利益交融格局，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機制下，中美之間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成本太過高昂，如果中美兩國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都將嚴重損害各自的利益。
最後，國際關係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發動戰爭的政治和經濟成本異常高昂，尤其是在戰爭資訊化的今天，同時，隨著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追求和平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發動戰爭也勢必付出高昂的民主成本，當今國家的首要目標該是追求社會經濟福利、為民眾謀求美好生活，而不是假民主之名或美國優先之口號去變相進行國家利益擴張或資源掠奪，動用武力並不是實現這些國家目標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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