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本利益矛盾
當然，由於傳統意識形態的對立和中美之間的根本利益矛盾，在一些外交議程上，中美雙方也會持續存在競爭甚至衝突的情況。特別在台灣議題上，雖然美國堅守一個中國立場，但也在不斷試探中國的底線，非但多次提出對台軍售案、也通過國會頻頻鼓勵美國官員及美軍與台灣交往，今年8月更是讓衛生部長赴台訪問，引起中國的極大反彈。
同時，由於近年中國綜合實力的增長與美國的相對衰落，美國這個“守成霸權者”對中國此一“崛起挑戰者”的恐懼或威脅感也在與日俱增，亞太地區重新成為美國的戰略重心，其不斷強化美日同盟、美韓同盟，部署薩德系統、強化軍備建設並在南海製造諸多爭端，都劍指中國，意在遏制中國的崛起，是以在川普發表的首份國情咨文中，便毫不留情地將中國視為是挑戰美國國家利益、經濟和價值的“競爭性戰略對手”。
由此，競爭與合作在中美兩國外交議程的多個領域中深深交織在一起，毫無疑問地，隨著中美兩國依賴程度的加深，中美雙方在研究議題、制定政策的過程中，都需要考慮對方的利益得失，方能尋求合作共贏。
四、複合相互依賴下中美關係的敏感性與脆弱性
國際關係中的權力是指國際關係行為體對其他行為體實施影響的能力。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由於權力總是指一定行為體對於其他行為體的影響，因此它反映的是一定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而在複合相互依賴視角下理解中美關係，就需要理解中美兩國權力在雙方關係中的敏感性與脆弱性。
(一)中美關係的敏感性反應
敏感性（sensitivity）是指“某一政策框架內做出反應的程度—即一國變化導致另一國家發生有代價變化的速度有多快？所付出的代價多大？衡量敏感性並非祇有跨國界交往規模一個尺度，交往變化所付出的代價對社會和政府的影響也是衡量尺度之一。敏感性相互依賴產生於政策框架內的互動。敏感性假定，政策框架保持不變，而一系列政策保持不變也許反映了在短期內形成新政策的困難，或許反映出對某些國內或國際規則的承諾”。
川普上台後，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持續抬頭，美國對中國率先發難，引發了貿易摩擦。
在國際關係層面上，美國主動挑起貿易戰破壞了全球多邊自由貿易規則，也很快危及到了世界貿易環境的穩定，川普政府也四面出擊，全面打響貿易戰，令國際社會大失所望，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也都對美國採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
在國內政治層面上，川普執政團隊從啟動程序、簽署法令、徵求調查再到公佈清單等一系列進程需要一段視窗期，而且受國會、利益集團、社會輿論的影響，貿易戰政策的從制定到實施都存在太多的不確定性，說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都有可能為貿易戰打上問號。
從決策者個人層面上看，川普政治風格難以準確把握，在中美摩擦升級後，中國迅速組建團隊與美國進行磋商，但川普政府之後背離磋商共識，並一意孤行對中國實施懲罰性關稅，直接導致了貿易摩擦升級為中美貿易戰。
反觀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第一攻擊對象中國，情況則恰恰相反，中國參與貿易戰，是為維護國家和人民持續發展權利與利益、維護全球多邊貿易機制的選擇。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後，中國政府在美國發動貿易戰後迅速做出了反應，表明會尋求在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框架內解決問題，積極與美國政府溝通協調，希望通過談判磋商和平解決中美貿易摩擦。
敏感性相互依賴產生於政策框架內的互動。中美貿易戰是在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主體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內進行的，而美國的一系列徵稅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相對準則，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貿易霸淩主義。中國則遵循世界貿易規則，踐行著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並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在短期能形成新的政策應對貿易戰。因此，在中美貿易戰的對抗中，中國的敏感性要小於美國。
(二)中美關係的脆弱性反應
脆弱性（vulnerability）可以定義為“行為體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發生變化之後）強加的代價而遭受損失的程度。脆弱性相互依賴的衡量標準祇能是，在一段時間內，行為體位有效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做出調整應付的代價”。是以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今天，各國之間的貿易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別是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已經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在貿易戰面前，沒有贏家，對中美雙方而言，祇是傷害多大、程度多深的問題。
從宏觀的經濟資料看，美國高盛集團曾預判，如中美貿易戰全面爆發，美國的GDP損失大約為0.4%，中國則在0.25%左右；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基於出口資料撰寫的報告也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附加值幾乎相當於GDP的3%。這說明，如果與川普政府爆發貿易衝突，中國受到的損失將更大。
從具體行業上分析，根據中美雙方的加稅清單來看，美國主要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進行制裁，而中國則針對美國的農業。顯然，中美貿易戰的爆發會使美國農民陷入焦慮。而在貿易戰影響下技術出口受到限制，中國的高科技行業會進入一段寒冬期，中興的困局正是美國在高新技術全球領先和中國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體現。
從消費者個人角度上看，部分商品價格上漲，生活成本提高是兩國民眾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曾表示，美國超過41%的服裝、72%的鞋類和84%的旅遊產品都在中國生產，對這些中國產品加徵關稅，相當於對美國人加收一種隱性稅收。
不同於美國高舉貿易保護大旗，向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加徵關稅，中國則是以遵循及維護多邊自由貿易規則為原則，積極與各國開展友好經濟往來。結合中美兩國為解決貿易戰所需承受代價而進行的舉措來看，中美貿易戰爆發美國經濟的脆弱性要小於中國，其承受能力更強，但中國為緩解貿易戰所需承受的代價的行動，似乎比美國更加迅速有效。
五、美國對中美貿易關係走向的考慮依據
在川普政府重新啟動對中國的301調查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貿易戰有持續發酵擴溢並全面升級的趨勢。在全球化深入推進的今天，中美雙方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合相互依賴格局，尤其是在經貿領域，中美兩國的互補性要遠高於競爭性。貿易戰勢必給兩國帶來極大負面影響，中美雙方也會在複合相互依賴機制下，針對貿易戰所帶來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作出一系列反應，以求最大程度的趨利避害。
基歐漢和約瑟夫便指出：“在複合相互依賴的世界裡，多管道的聯繫使得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增強；同時管道的社會聯繫模糊了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界線,國家利益的界定因問題領域的不同、時間的不同和政府單位的不同而不同；國際政治的議程更加多樣化，塑造和控制議程的政治過程變得更加微妙和重要。”是以就美國而言，進一步整合並平衡其國內各方勢力與利益便成為首要考量。
川普競選與上台後就反復強調其美國優先的原則，主張讓製造業回到美國，實用主義的執政理念是其成功上台的一大因素，但其無視世界貿易規則，高舉貿易保護大旗顯然低估了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的今天，各國早已彼此相依，無論是在國際層面和國內層面上，美國的貿易戰都是不得人心的。
在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平息時，美國向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加徵關稅，可謂四面樹敵，而歐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稱美國的行為是“純粹的貿易保護主義”，隨後採取了反制措施。從美國國內的輿論來看，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的分析稱，“即使那些認同川普的原始重商主義貿易觀的人也認為，川普的關稅措施依然缺乏良好的規劃”。
雖然川普一再聲稱要加大對中國的關稅制裁，但其國內政治的現實狀況已經表明，川普承受不了貿易戰持久擴大升級的後果，其對川普的政治消極影響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增加，尤其是選舉的日益接近。因此，川普要做的就是儘快整合國內多股力量，平衡各方利益，以儘快求得中國更大的妥協與讓步。
在社會輿論上，川普政府塑造不利於中國的民意共識，指稱中國在政治上是威權主義、經濟上是國際資本主義、對外關係上是新殖民主義，加之中美兩國在國際格局中微妙的關係，中國崛起是對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全面挑戰的觀念，已經在美國朝野上下達成共識。是以在擬定加徵關稅的中國進口商品清單時，川普政府十分謹慎，側重企業消費商品，試圖儘量延長貿易戰成本轉接到民眾消費商品的時間，以穩定並鞏固民意。
由此可見，中美“複合相互依賴”的格局，也許會因川普的政策一時受挫，但是就長期而言，在全球化持續發展的狀態下，美國恐怕也無力阻擋相互依賴的大趨勢，國際秩序還是會順著原有的規則與軌跡進行，不可能被個人的力量所中斷。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0月號，總第27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