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以“智慧城市”為抓手，持續推進信息化、工業化與城鎮化深度融合，實現公共服務供給與數字化治理能力相結合，不斷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
持續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構建適應數字經濟、智能社會發展需求的基礎設施體系，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搭建數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將數字基建與交通、教育、商務、醫療、金融、安防等城市智能場景相結合，改善市民生活質量。圍繞優化城市資源統籌協同能力、提升城市應急響應能力和應急保障能力等，促進公共服務智慧化、社會治理精細化、安全監管精准化。
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中國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建立健全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監測預警、應急管理和疾病預防的數字化平台，提高重大公共衛生風險的發現、預警和響應處置能力。探索打造跨域聯合共建共享的“醫共體”等數字化醫療和健康服務平台，推廣“5G+”遠程會診系統。搭建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常規醫療機構和重大疫情救治體系間的數字化協同平台，強化信息共享、資源統籌調配和業務協同配合，打通全鏈條的防控救治環節。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建立更多有效的跨部門業務協同模型，促進數字政務系統從部門獨立運作向部門間協同治理轉變。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向基層社會治理單元深度延伸，強化“後台”的數據分析監測能力，弱化“前台”的人海戰術，為基層社會治理賦能。
四是注重區域協調和城鄉融合發展，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新動力，加快彌合區域間“數字鴻溝”，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普惠性與可及性，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助力脫貧攻堅形成有力支撐。
不同地區對信息和網絡技術掌握水平、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存在差別，數字基建在區域分布上要注意點面結合、協調發展。城市群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將城市群、都市圈作為布局數字基建的重點。以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引領，加快構建城市群數字網絡，帶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益，開拓區域融合發展新空間。推進城市群內、城市群間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連接緊密、智慧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時都市圈”。數字基建的普惠性需進一步下沉，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推動中西部地區、落後地區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改造。
加大農村地區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完善信息終端和服務供給，加快解決“長尾”區間未能有效覆蓋的短板，避免“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帶來新的貧富分化加劇。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數字基礎設施體系，暢通以數據為代表的新型生產要素在城鄉間的雙向流動。在農村電子商務、遠程教育培訓、自然資源遙感監測和農業物聯網平台、智慧農業基礎設施等方面重點發力，切實發揮“數字鄉村”建設在完善鄉村產業體系、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強化數字技術使用的宣教普及，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
五是統籌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打造開源開放創新平台，參與制定國際標準體系和數據治理機制。
為適應數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應以開放的姿態與國際社會接軌。拓展數字經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攜手全球更多國家和地區共同探索數字經濟創新，完善數字經濟對話協商機制。打造專業化國際化的數據智能技術平台，促進全球數據資源的共用共享，為跨境電子商務、跨境智能物流、跨境智慧旅遊等提供支撐服務。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化跨境通信交流、導航定位以及大數據采集管理、交換共享與挖掘分析水平，改善區域通信狀況和互聯互通的層次。開源開放平台是數字經濟技術開發應用的關鍵基礎設施。強化國際化的開源社區、開源平台等基礎設施建設，為企業開放基礎框架、基礎服務、開發工具、基礎算法組件等底層技術，吸引全球開發者團隊、行業企業和優秀的開源項目入駐平台，促進技術的協作攻關與迭代升級。
需要強調的是標準化是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支撐。應積極參與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制定，及時總結推廣“中國標準”，進一步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數據治理規則研究與治理政策儲備，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等法律法規，完善數據跨境交易、流通與監管機制，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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