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2日電／2020年伊始，不期而至的新冠病毒，無形中成為了一場檢驗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壓力測試”。相比2003年的非典，在2020年抗擊新冠病毒，離不開網絡空間治理的有效創新。已有的實踐、當前的態勢以及未來的發展都將持續證明，真正貫徹落實網信事業造福人民的理念，真正貫徹落實以信息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構想，切實推進更好用信息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科學決策，才能真正贏得抗擊新冠病毒的最終勝利。
中國網發表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文章表示,如何在抗擊新冠病毒的過程中，應對來自網絡空間的複雜信息的衝擊和挑戰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這些信息構成複雜：有的是無法通過網絡文本直接判斷真假的利益需求，有的是與技術術語混雜的關於新冠病毒的各種說法，有的是可以喚起情感共鳴乃至激烈宣洩的特殊文本。它們可以被看做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流言、謠言乃至純粹的有害信息。如何有效實現精准治理，構成了此次抗擊新冠病毒工作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與2003年抗擊非典有顯著不同。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相比2003年，信息技術及其應用的長足進步和發展，讓此次抗擊新冠病毒的實踐發生在一個存在重大差異的環境中：
文章分析,從客觀的統計數據看，截止2003年12月31日，中國網民總數為7950萬，其中撥號上網用戶數為4916萬，用手機上網的網民不足總數的10%。而到了2019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是8.54億，手機網民規模是8.47億，網民規模總體增長超過10倍，手機網民總數增長超過100倍。在應用方面，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網民的信息獲取以及行為特征，都發生了極為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對諸如抗擊新冠病毒這樣的重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既提出了全面的挑戰，也帶來了全新的機遇，有效的治理如果供給不足，就會讓流言、謠言乃至有害信息，獲得巨大的動能與空間。
從作為主體的人，以及由人構成的中國社會結構而言，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人民迫切希望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與生命安全相關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如此次的新冠病毒，無疑處於人民核心關切的核心區域。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民對這種核心關切自然有更高的心理預期，對治理體系，也自然會有更加嚴格的要求。某些“慣性”的做法，或許曾經是可以接受的，而到了現在，不僅變得無法接受，而且成為了流言、謠言乃至有害信息傳播的催化劑，其本身也因此成為了首先需要被有效治理的對象。
文章指出,互聯網高速發展，以及在中國的廣泛應用，使得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呈現深度嵌套。這種嵌套，在抗擊此次新冠病毒的過程中，形成了三個非常顯著的新特點：
第一，高速傳遞以及個性化加工信息的門檻持續降低，網民借助新媒體平台表達不滿與情緒共鳴的能力因此顯著提升。抗擊新冠病毒核心區域的主要領導人的言行舉止，無論是口罩佩戴是否恰當，又或者是文本內容與話語表達方式是否正確，都持續暴露在以億為單位計算的網民的聚光燈下，近似接受顯微鏡的檢驗。這構建了一個容錯率非常低的嚴格環境，對治理體系的網絡素養和能力提出了全面的挑戰。
第二，網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預期，提出了網上與網下治理如何形成有效“閉環”的問題。對當今中國的網民來說，遇到了問題，訴諸“萬能的朋友圈”，也就是在網上公開表達治理訴求，並進行跨地域的在線互動，成為了一種常態。於是，在抗擊武漢新冠病毒的過程中，人們看到了大量的病患或者利益相關方，在社交媒體上直接表達對醫療資源的需求，近似實時地對現場態勢進行直播；同時，社交媒體賦予網民全球範圍的組織動員能力，關心抗擊疫情的網民，可以自行組織資源，但同時對相關治理體系的對接、協調能力，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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