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5日電／當前，中國一些農村地區生態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生態環境風險防範形勢比較嚴峻。因此，亟須把生態環境風險納入常態化管理，建立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多層次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體系。
農村生態環境風險不容忽視
經濟日報發表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基地王會芝文章介紹，農村生態安全壓力持續加大。中國農村生態系統破壞情況較為突出，農村耕地資源緊缺且呈逐漸減少的趨勢，人均耕地面積占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8年的59.6%，農村城鎮化過程中占用農村生態環境，對資源和能源的消耗也不斷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農村生態系統的平衡性。農村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退化，尤其是耕地生態環境退化趨勢加重。近年來，中國耕地資源退化面積超過40%，受污染的耕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10%以上，導致農村生態安全壓力日趨嚴重。
農村水環境安全問題形勢嚴峻。一方面，中國農村飲用水水源地數量多分布廣，單個水源規模較小，水源保護管理基礎薄弱，飲用水源地環境風險防護措施不足，導致飲用水源地風險隱患突出。農村多採用分散式供水，缺乏水質處理和監測設備，78%的建制村未建設污水處理設施，無法保障飲用水的水質安全。另一方面，由於采礦、工業廢水排放、農藥化肥使用不合理、畜禽養殖和生活污水排放、農村垃圾處理不當等污染原因，導致農村飲用水水源水質惡化，中國目前約有3億農民面臨飲用水安全問題，農村水環境問題凸顯。
農村布局性結構性環境風險日益突出。近年來，鄉鎮工業化程度不斷加大，一是原有的鄉鎮企業大多屬於粗放型高污染排放型企業，布局分散、規模較小、環保設備以及污染防治技術相對落後，鄉村大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以及水污染問題逐漸凸顯。二是城市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一些高污染、高耗能和高排放的工業企業逐漸轉移到鄉村地區，對農村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壓力。據統計，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已占全國工業污染物排放量的50%以上，鄉鎮企業廢水、廢氣和廢渣的排放量占全國“工業三廢”的相應比重分別為21%、67%和89%。
農村累積性生態環境風險不容忽視。中國農村地區累積性、複合性和長期性環境風險較為突出。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粗放，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不到0.55，農村化肥、農藥、農膜等過度使用使得土壤和水體的重金屬和有機污染物長期累積，造成累積性長期性環境風險和健康風險。
當前農村生態環境管理難以滿足風險防控要求
文章表示，近年來，中國對生態環境風險防範日益重視，逐步完善了生態環境風險防範的相關法規體系和管理制度，但總體上生態環境風險防範管理仍處於起步階段，尤其是在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方面長期處於缺失狀態。與農村地區嚴峻的生態環境風險形勢相比，當前生態環境管理體系難以滿足風險防控的要求。
一是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立法體系有待完善。一方面，當前農村生態環境相關立法缺失。中國生態環境保護立法多集中在城市環境污染防治方面，農村環境污染防治立法相對滯後。2015年中國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中新增了農村環境保護相關條文，但未涉及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相關內容。當前，有關農業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相關立法主要體現在土壤污染風險方面。另一方面，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規範可操作性不強。對於如何落實環境污染防治和維護生態穩定沒有出台配套的有針對性的規章制度，對於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沒有相關管理規定，導致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基本處於空白狀態。
二是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體系有待健全。一方面，中國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管理仍存在重應急輕防範、重突發污染事故輕長期累積健康風險等問題，總體上處於事件驅動型的管理模式，對於事前生態環境風險預測與預防以及事後風險處置方面的管理相對滯後，缺乏“事前嚴防—事中嚴管—事後處置”全過程的生態環境風險防控，也缺乏對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的有效評估與評價。另一方面，農村工農業生產導致的生態環境風險具有一定的結構布局性特征，中國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的現實“需要”與相關協調措施的有效“供給”仍存較大差距，跨區域、跨部門之間的協調聯動機制不夠暢通，缺乏具體的科學性的聯動措施，現行的環境管理制度措施很難徹底解決結構性、布局性的生態環境風險問題。生態環境風險的防範應從區域和全局角度進行考量，統籌農村的工農業結構、土地利用以及水資源協調等，借助空間管控優化風險源與生態環境受體的布局，構建基於空間管控的多層級生態環境風險防範體系。
三是生態環境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有待建立。農村生態環境風險防範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尚未建立覆蓋農村範圍的生態環境監測和預警網絡。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相關信息分散在不同省市和地方有關部門、機構，尚未形成生態環境基礎數據庫，對於數據整合和分享程度較低，中國農村生態環境風險網絡的構建需從整體考量，建立生態環境風險的監測預警與應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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