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地緣政治、意識形態以及軍工集團利益，美國始終沒有放棄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對台介入、影響、操縱之深，是我們需要一直保持警惕的。譬如，台灣歷次的選舉中所有的候選人都需要去美國“拜碼頭”，美國也在不同的時候通過扶持“台獨”勢力來對大陸進行牽制和制衡。
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角力和博弈還會繼續下去，而且隨著美國部分保守派、鷹派將中國視為戰略上的假想敵，我們也應該做好充分的準備，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鬥爭可能會變得更尖銳。美國的親台反華勢力肯定會扶持“台獨”勢力，二者進一步合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評社：您能夠分享一下如何走上研究中美關係這條道路的嗎？
王棟：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的，畢業之後直接去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攻讀博士，專業是國際關係和比較政治。我的博士論文是冷戰史的題目，研究的是上世紀60到70年代的中美關係。我有兩個導師，他們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共同主席。一位導師中文名字叫鮑瑞嘉（Richard Baum），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另一位導師叫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冷戰史學家之一。在我完成直博項目碩士階段的要求，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兩位導師就和我商討博士論文選題。他們認為上世紀60年代國際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問題，但關於此學界始終沒有很好的研究。所以他們就建議我來做這個題目，於是在他們的指導下，我就開始涉足冷戰史，重點研究上世紀60－70年代中美關係的演變。當時我把美國幾乎所有涉及的檔案館包括美國國家檔案館、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約翰遜總統圖書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福特總統圖書館、卡特總統圖書館等全部跑遍了，也跑了很多國內的省市地方檔案館，埋頭故紙堆，歷經數載寒暑，最終寫出了我的論文。我在美國知名文理學院賓夕法尼亞約克學院歷史與政治學系任教期間，繼續從事冷戰史和中美關係的研究。後來回到北大任教之後，外交部檔案館又開放了，我於是又查閱了外交部的解密檔案，補充了很多新的材料。
2016年10月我在國際學界外交史和國際關係史領域最頂尖的學術刊物、美國外交史學家學會會刊——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上發了一篇論文，主要講上世紀60年代中國對美政策。這篇文章獲得了匿名評審的高度評價，在國際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也創了一個小的歷史記錄——我成為第一個在《外交史》單獨發表論文的中國學者。這也可以說是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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