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台灣的“過度民主”與對立型“國族”認同的建構 作者：郭振家（北京），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對外戰略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台灣社會雖然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化歷程，但是目前“民主化轉型”仍然衹是進行時而並非完成時。民主化轉型伴隨著民進黨的壯大，台灣社會“過度民主”的言和行成為了攻訐中國國民黨的利器，突出案例就是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重創了國民黨的形象，為2014年國民黨“九合一”的慘敗埋下伏筆。然而，民進黨推動的“過度民主”並非依據有著“追求中國統一”意涵的“憲制”規定，隨之而來的是，台灣民眾之間守法的“中國認同”與非法的“台灣認同”愈來愈呈現出對立甚至對抗的趨勢，台灣社會也由此屢屢遭到撕裂。今天的國民黨應該有更大的作為。國民黨應該在未來台灣民主轉型中提高話語權。在兩岸關係和民生建設並舉的同時，中國國民黨的使命定位也應該更加清晰，這樣國民黨才能扮演好中華民族統一大業中積極建設者的角色，更好地維護台灣的和平與繁榮。
從1987年蔣經國解除戒嚴開始，台灣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民主化歷程。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正值國際上所謂“民主的第三波”，所以，台灣的民主化道路似乎是走在了順應國際潮流的大道上，似乎這樣的民主體制是真正能夠代表民意，相比於“兩蔣時期”的專制統治有了相當的進步性。①然而，到今天為止台灣的民主政治雖已經歷多次政黨輪替，但台灣的經濟和社會困境並未減弱，政黨承諾跳票現象經常發生，從馬英九的“633”經濟發展目標②，到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承諾，似乎都成為不可完成的任務。於是乎，在藍綠兩黨之外所謂“第三勢力”或非傳統政治人物正在崛起，台灣的政黨政治似乎正在翻開新的一頁。
台灣的民主轉型歷程需要放到人類民主進程的宏大視閾去反思。從台灣完成多次政黨輪替來看，似乎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但從台灣目前的社會困境以及認同危機來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仍然衹是進行時而並非完成時。
一、民主概念的近代演變
民主（democracy）概念始於西方。然而在近代以前，民主並不是一個褒義詞。安東尼·阿巴拉斯特在《西方自由主義的興衰》中，從自由主義發展史的角度探討了自由主義與民主之間從攜手到分裂、再到妥協的過程。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和1948年革命是自由主義從激進轉向保守的分水嶺。在這一系列由大眾參與的革命運動中，自由主義者從群眾的民主訴求中，看到了民主對財產和市場規律的挑戰，看到了民主對自由的威脅。相對於民主而言，自由是更具精英立場的價值，衹要人民局限於提出本質上符合自由主義的要求，許多自由主義者一直樂於將民主看作是自由的朋友。而一旦群眾的需求從政治領域轉向經濟和社會領域，自由主義馬上就會倒向保守主義一方，成為大眾激進政治的反對者。……從托克維爾和密爾開始，自由主義對民主的憂慮就已經以對多數暴政的恐懼和防範表現出來，19世紀後半期政治思想界的所有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擴大選舉權與維持資產階級統治之間的關係展開的。歷史發展到20世紀，大眾政治看來已經發展成為無法逆轉的趨勢，反對民主本身已經變得不可能，自由主義者捍衛自由價值的唯一選擇就是修正民主的定義，而這一工作無疑成為了20世紀中葉冷戰自由主義者學術研究的集體重心所在。③然而時過境遷，今天的政治學界在探討民主涵義的時候，基本上強調的都是其“民主維護民眾合法權利”的一面，而較少提到諸如托克維爾強調的“多數人的暴政”。
所以，如果按照西方的語境，台灣的“民主轉型”如果是要抗爭專制和追求自由，也應遵循從激進走向穩定甚至保守的路徑。然而，台灣的政治歷程是這樣嗎？
二、台灣民主化啟動的特殊背景
台灣的民主化啟動有著獨特的時代背景。1949年兩岸內戰正酣，蔣介石兵退台灣，妄圖以台灣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因此對台灣實行“戡亂戒嚴”體制。之後，蔣經國時期雖然台灣經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台灣民眾在組黨、言論、遊行等方面的鉗制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據此來推斷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應該出現類似於法國大革命一般的“大事件”，民眾要想獲得自由和民主，需要有類似暴力革命般不斷的抗爭行為（“美麗島事件”有些類似，但後來局勢卻被國民黨牢牢掌控）。
事實上，和平民主的契機出現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妥協”之時。妥協的動因來自多個方面，首先，1979年1月美國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同時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此事使得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合法性進一步遭到質疑（有些人長期質疑“兩蔣”統治的合法性）。其次，“美麗島事件”、“江南案”等對蔣經國當局不斷衝擊，但蔣經國當局已經不太可能處處採取強制手段了。所以，在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之時，國民黨雖還未開放“黨禁”，但蔣經國對此採取的也衹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後的“雙十節”，蔣經國指示修訂了“人民團體組織法”、“選舉罷免法”、“國家安全法”，開啟台灣“憲政”之門。1987年7月，國民黨當局正式解除“戒嚴令”，放寬對人民言論、信仰、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罷課、罷市等基本權利的限制，允許人民在符合“遵憲、反共、反台獨”三原則基礎上組建新黨；10月，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1988年1月1日，台灣解除“報禁”。
台灣的民主化啟動意味著民眾更多的自由和兩岸更多的交流。然而，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突然去世，並沒有向世人展示其佈局的民主化方向和兩岸方向到底是什麼。反而是隨後搶奪了“民主話語權”的李登輝和民進黨人士，大刀闊斧地開展“本土化運動”，從教育、媒體、產業到國際，都不斷想要凸顯兩岸之間的不同，台灣的“民主化”開始不斷“變調”了。
三、台灣民主化歷程中“台獨”的滲透
何謂“台獨”？凡是不支持兩岸（現在或將來）統一的主張，皆可以判斷為“台獨”，不論它追求的是以“台灣”的名義還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台灣所謂“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獨”思想不斷滲透，從官方、學界、媒體到商界，整個社會不斷醞釀對中國的“疏離感”。而在此進程中起到主導作用的，就是一些極端“台獨人士”。
台灣曾經被日本人佔據長達50年，又曾經接受兩蔣長達三十多年的專制統治，所以在民進黨看來，台灣長期以來並無民主實踐。④因此，民主進步黨在圓山飯店成立的時候，其支持者主要是長期以來抗爭國民黨的“黨外人士”，其理念也是希望在台灣實現所謂“民主進步”。然而，這個時期民進黨的社會名聲並不是很好，主要是該黨經常通過街頭遊行等手段與國民黨統治當局抗爭，很多人也叫民進黨為“街頭黨”。⑤
然而，民進黨成立不久即迅速改變角色，從“街頭政治”轉向“議會政治”，從“部分執政”向“全面執政”去努力。當然，民進黨的“進”也離不開國民黨的“退”。上個世紀90年代，繼任者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權力未穩之際，一方面主持國民黨通過了“國統綱領”（1991通過，2006年終止）和據此開啟兩岸和談、達成“九二共識”，另一方面推動了台灣所謂“憲政改革”。從李登輝到後來的陳水扁相繼推動了“七次憲改”，⑥最終結果不僅使得台灣擺脫了兩蔣的威權體制，還推動了台灣“凍省”（1997年）和“終結國民大會”（1999年、2000年和2005年）。這樣的層層剝離，製造了台灣是“獨立政治實體”的假象，一時間“台獨氣焰”愈加囂張。更有甚者，直到2000年的時候國民黨才意識到，身為黨主席的李登輝並不是希望國民黨發展和壯大，而是分裂與萎縮。2000年台灣領導人選舉中分別參選的宋楚瑜和連戰相繼落敗，而陳水扁卻意外獲勝，國民黨氣憤之下隨後開除了李登輝黨籍。
陳水扁時期的民進黨，前期還曾推動所謂“政黨和解”，妄圖以此穩住在“立法院”占多數的國民黨。然而到2002年以後，陳水扁推出了所謂的“台獨時間表”，在國際舞台上則強調“金錢外交和烽火外交”，甚至他還多次妄推“公投綁大選”。陳水扁的挑釁行徑惹惱了美國，被後者稱之為“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2006年陳水扁的貪腐案件曝光引發全民的憤怒，紅衫軍倒扁事件人數號稱百萬（實際人數大約在30萬到100萬之間）⑦，這一事件後，出於對國民兩黨的失望，“非藍非綠”人士開始大增。
2008年，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以清廉形象上台後，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大力推動兩岸交流和“外交休兵”，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項交流不斷深入，兩岸一家親的氣氛愈加濃烈，這樣的態勢招致了民進黨的強烈不滿。親民進黨的媒體紛紛指責國民黨的兩岸交流是“上層獲利、人民無感”，甚至在民進黨支持下、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期間台灣的大學生和公民團體發起了“反服貿運動”。馬英九的處置不當再加上2013年開始的“馬王政爭”，使得這一事件重傷國民黨形象，這也為2014年國民黨“九合一”的慘敗埋下伏筆。
四、台灣的“過度民主”加劇“國族”認同的分裂
所謂台灣的“過度民主”，是相對於“適度民主”而言。“適度民主”，是指在和平時期，民主遵循一定的發展規律和發展邏輯。儘管各政黨存在政見分歧，但在彼此遵守的“憲政體制”之下既存在競爭又存在合作，一起努力共同推進社會福利的提升。而本文所謂的“過度民主”，則是在民主“泛社會化”的大背景下，某些政黨並不遵守相應的憲政體制和價值約束，衹是一味地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毫不顧忌自己行為對“民主信譽”、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傷害。
上述“適度民主”普遍存在於西方社會，各政黨在法律的框架之內展開競爭。而台灣的“過度民主”已經走在了極其劇烈的邊緣，社會充斥著“有我沒你”的暴戾和“捨我其誰”的悲壯。正如朱雲漢教授所言：“有些民眾對於政治理念不同的陣營，毫無包容可言，甚至會鼓勵政治人物亂套，衹要追求神聖的目標，為達到某種特定的利益，對於民主制的遊戲規則可以打折扣，而這樣的行為並不會影響到這些個領導人物在群眾心目中的地位。譬如立法院打架，他們反而會被所屬的群體當作英雄，而不認為這是脫軌行為，是違背民主的遊戲規則的。正是因為這類‘脫軌行為’有市場，可以得到掌聲，才很難期待政治人物規規矩矩的做事。”⑧
“過度民主”現象在台灣政壇長期存在大約三十年，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原因在於，民進黨雖然成立很久，但是一直沒有真正意義上“全面執政”，所以在處於弱勢地位的時候，民進黨非常喜歡訴諸於“過度民主”——民主“泛社會化”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個階段的“過度民主”類似於民粹主義，民進黨煽動民眾尤其是年輕民眾非理性的一面，以口號式的鼓動喚起對中國大陸的仇恨，從而產生一味地對國民黨現行某些政策的反對。近幾年爆發比較嚴重的“反服貿運動”（2014）和“反課綱微調”（2015）均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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