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這一時期對大陸的認知多以“差評”為主，隨便翻開這一時期的關於大陸的“見聞”、“遊記”、“報導”之類，都有這方面的描述。限於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舉。很顯然，這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認知，但是很不幸，由於受眾選擇性心理機制的作用，“偏見”總是被台灣人在不同的場域裡討論，被記憶並變成一種“刻板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見聞和體驗，對當下台灣人“大陸形象”的建構至關重要，影響最大也最直接。也恰恰是在兩岸深入交流的過程中，很多台灣人開始思考“大陸人和我們外貌相近，言語相通，但為什麼生活習慣竟會差別如此之大？”〔7〕九十年代，也正是台灣在台獨政客鼓動下，開始建構所謂自己的身份認同之時，“他們以‘台灣人’為‘我群’，而以‘大陸人’或‘中國人’為‘他群’。在這一過程中，對‘我群’和‘他群’都形成了‘刻板印象’。根據社會認同論的理論，‘對內群的刻板印象是積極的，而對外群的刻板印象是消極的’，因此，他們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多是負面的、消極的、貶抑的，總之，在總體上是不好的。”〔8〕
第四個階段，新媒體時代（2008-2016）
進入21世紀，隨著移動網絡技術的長足發展以及網絡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台灣民眾的網絡普及度與運用頻率大幅提升，網絡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帶動了台灣社會網絡政治參與的全面興起並形成對現實政治參與行動的深刻影響與制約。2008年前後，網絡社交媒體平台“臉書”（Facebook）、“噗浪”（Plurk）、“推特”（Twitter）等在台灣大眾中風行，逐漸從日常社交載體滲透成為公民網絡政治參與的主流平台。網絡政治參與打破了傳統政治參與完全由政府集權控制的桎梏，開拓了人人可以自由傳播的網絡時空，使公民個體的政治個性可以得到自由張揚，滿足了台灣民眾潛在的政治表達意願和自由需求。網絡政治參與逐漸發揮著從虛擬到現實的強大影響力，許多台灣社會運動的話題興起、結社、組織策劃都源自網絡並形成線上與線下密切配合聯動，形成了頗具台灣特色的“網上串聯、網下集會”公民運動模式。自2008年以來，“野草莓學運”、“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等台灣社會頗具影響力的社會運動的源起都可追溯自網絡社交媒體。社會話題爭議的挑起、網絡共識的凝聚、網絡結社的串聯、網絡募款、社會運動的策劃實施以及運動現場實況直播都以網絡社交媒體為中心發起與運作，甚至形成了網絡社會運動的教科書式的運作流程與經驗，並移植與灌輸到下一次社會運動中，形成了網絡政治參與的巨大現實影響力。〔9〕
2008年馬英九以六成的民意支持贏得大選，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同一年台灣開放陸客觀光，陸客從當年的32萬多人次逐年增加，2015年達到418萬人次的最高峰。〔10〕2011年台灣教育主管部門開放陸生赴台就讀大學、碩士及博士班。從此，“陸客”、“陸生”成為台灣人認知大陸的又一媒介，“陸客”的素質也往往成為台灣人詬病的一個話題。〔11〕
遺憾的是，國民黨雖然全面執政，然而由於政績不佳，馬王政爭不斷，和平紅利不如預期，加之民進黨野蠻杯葛，兩岸關係並沒有想像中那樣平順，很多涉及兩岸的法案在立法院延宕多時難以通過。另外，經過多年的發展演變，兩岸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台灣由於沉迷於政治分配，加上内部惡鬥不斷，經濟停滯不前；而大陸經濟則連年高速增長〔12〕。面對大陸的崛起，台灣有些人對兩岸關係產生了極大憂慮，他們既對台灣沒信心又對大陸不信任。特別是受“去中國化”教育成長起來的台灣年輕世代更是在身份認同上陷入了“中國VS台灣”的二元對立泥淖。他們把全球化後出現的貧富差距與薪資停滯，歸罪於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把大陸經濟崛起，看作是威脅而不是機會。由於主權所有權的爭端屬於零和博弈，故雖然兩岸在政治層面實現了“外交休兵”，但民間的對立氣氛卻隨著一次次發生的兩岸在涉外事務上的惡性事件〔13〕而不斷升溫，“厭中”、“恐中”、“反中”情緒在民間凝聚和強化。經過20多年“去中國化”教育培養起來的所謂“天然獨”，在天生屬於年輕人的新媒體的空間裡一次次完成“反中”聚集、整合與動員，〔14〕以新媒體為戰場，年輕人為主力的兩岸網民失腳跌入互噴互懟模式。〔15〕對壘的雙方根本就是“三觀不合”、扞格不入，基本上不問是非衹問立場，每一句話都帶有“挑戰”的意涵，使用的語言之惡毒無所不用其極，三言兩語就會升級為謾駡和人身攻擊。大陸網民呼台灣人為“台巴子”已是蔑稱，台灣網民直呼大陸人為“中國人”、“強國人”亦是冷若冰霜；更有甚者，罵自己的同胞為“426”、“支那人”，凡此等等，亦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台灣人對大陸的負面情感指數。雙方網民殺紅眼，有時候還翻牆跨境玩起什麼“帝吧出征”。這種互厭互懟是一種非理性的交流方式，有百害而無一益。可以說，兩岸中國人的情感已經出現“斷層”，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陸人視台灣人為同胞兄弟，而台灣人則視大陸人為生意夥伴！〔16〕有人問，兩岸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其實，丈量一下兩岸民心的距離就知道了。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威權時代雖然出於“恐共”、“反共”、“仇共”、“污共”的政治需要，對中共治下的“新中國”不遺餘力地攻擊抹黑；但是對於大陸“故國山河”以及人情世故的追懷與遙念，卻也營造了一個故國河山錦繡美麗、“大陸同胞”淳樸善良的形象。
第二，自1980年代以來，兩岸交流互動雖然日益頻密，然就台灣人的“好感度”與“抱怨率”兩項來看，似乎均不如預期，正面的親善的“大陸形象”在交流互動中遠未樹立。
三、馬蔡執政過渡期台灣人眼中的“大陸”
如前所論，經過多年的交流互動，中國大陸在台灣人心目中的認知，因為選擇性定律的作用，而形成現階段台灣人眼裡的“大陸形象”，由於它屬於片面的認知，具有以偏概全的性質，因此嚴格來說，這個階段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完全是一種“偏見”。那麼，這到底是怎樣一種偏見呢？這裡，選取一部分具有極大爭議又極具代表性的語詞加以分析。
“鴨霸”、“霸淩”。現階段的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其對大陸的惡感，首先來自兩岸衝突時所留下的刻板印象。認為大陸“打壓”、“欺負”、“鴨霸”、“霸淩”、“矮化”台灣，殊不知每每是“台獨”勢力製造事端，挑起衝突，大陸被迫應戰，如此循環往復，卻也逐步升高，然而遺憾的是，由於感情因素的左右，衝突時的是非曲直很難講清，民眾置身其中往往已失去“公允”的判斷力。
“強國人”。實現國家統一，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一直以來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也是“中國夢”的核心內涵。中國夢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也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共同夙願。相當比例的台灣人昧於“台獨”夢想，他們不喜歡中國強大，將中國崛起視為威脅，有意無意地曲解“中國夢”的內涵，汙名化中國強國形象。
“黑心商品生產基地”。改革開放起步的初期甚至是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大陸的鄉鎮企業因為工業基礎設施落後，靠仿製起家，產品品質不佳，假冒偽劣一度成為“國貨”的代名詞。一些無良商家制假售假，傷天害理，見諸於媒體報導的實在太多。台灣人有這樣的印象，的確是其來有自。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商品，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品質與信譽已蜚聲海內外。
“污染大國”。改革開放之初，在“先污染後治理”的思維指導下，沒有擺正人與自然的關係，經濟雖然起飛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卻也教訓深刻。近些年來，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思想與發展思路指引下，中國大陸在退耕還林及生態建設方面、治汙防汙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自然環境、人居環境連年得到改善。
“腐敗大國”。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腐敗仿佛有種種的非議，他們片面認為中國腐敗滲透於政治、司法、教育、醫療等等方面，簡直是無孔不入。一篇旺報徵文寫道：“就像大陸人看朝鮮人的感覺，認為朝鮮還活在過去文革年代，對他們物質貧乏饑荒不斷卻又精神生活飽足而感到不可思議與悲憫；同樣地台灣人看大陸人，也覺得大陸人還活在過去台灣專制威權的年代，物質富足但生活卻處處充滿不公與暴力。大陸人覺得朝鮮人跟自己不一樣；同樣地台灣人也覺得自己跟大陸人不一樣。”〔17〕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大陸的腐敗都可以歸因於政治制度。他們將大陸政治制度誣指為“威權”、“專制”，這種看法即使在那些顏色偏藍以及持中間立場的的台灣人中亦具有普遍性，例如馬英九、吳敦義、龍應台等都表達過相似的立場。〔18〕
“大陸人素質低”。關於大陸人素質低的刻板印象，可以說是大多數台灣人的成見。陳雅琳的文章《從北京……到東京……到斯德哥爾摩》〔19〕，可以一窺台灣人對大陸及對大陸民眾素質的刻板印象及“疏離感”。不偏不倚地說，陳雅琳女士的看法並非個例，很多有大陸生活經驗的台灣人都有類似的感受，這說明在台灣人的眼中，大陸的民眾素質一直是個“問題”，也是直接影響“大陸形象”建構的負面因素。那麼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國民素質是現代化的基石。國民素質是個綜合概念，包括思想、修養、禮儀、文化、政治、體能、道德、教育、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等等。多年來，中國大陸國民素質在國際間屢獲差評，中外媒體多有報導。2015年聯合國公佈的《全球國民素質排行》中，中國廁身於後十位名單當中，與阿富汗、剛果、東帝汶等為貧窮落後所困擾的國家同列。〔20〕時有見諸國際媒體的有關中國人國民素質的報導，大多是令國人汗顏為人不堪的橋段和故事。在兩岸交流交往越來越密切的時代大背景下，台灣媒體對於大陸民眾素質的報導也逐漸多起來，同樣不乏大陸人超乎想像的不文明行為，形諸耳目的差不多都是“不守規矩”、“不尊重他人”、“暴發戶心態”、“服務態度惡劣”、“隨地吐痰”、“亂丟垃圾”、“隨筆塗鴉”、“大聲喧嘩”、“鋪張浪費”等。儘管有些說法不免誇大其詞〔21〕，但總體而言，台灣地區國民素質整體上的確要比大陸民衆高出一塊。事實上，這些大陸民衆素質低下的表現在過往台灣民衆身上也有表現。大陸太大，整體發展水平也不均衡，落差很大，如同“從非洲到歐洲”。因此，兩岸國民素質上的落差，也是對兩岸民意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
雖然存在差距和不足，但這並非無法克服的社會頑疾，通過全社會的努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22〕，庶幾乎會在不遠的將來能夠脫胎換骨迎頭趕上。存在差距和不足並不可怕，關鍵要看我們面對素質缺憾應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是諱莫如深甘於墮落還是勇敢面對有恥且格？知恥近乎勇，承認這一點並不能影響我們什麼，反而能夠成為推進社會改良提高國民素質的關鍵動因。
四、“知陸反陸”現象及其成因
賽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起源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衝突是差異的產物”。〔23〕毋庸諱言，兩岸間因不同歷史遭際而產生的差異，尤其是由政治分歧而產生的根本性差異，無疑是兩岸衝突的根本癥結所在。兩岸政治的對立世人皆知，民意上的對立更是不可迴避的話題。佛家有言“面對他、討論他、處理他”；衹有不迴避矛盾，直面問題和癥結，辨證施治，對症下藥去處理這些問題才是根本出路。也許正是認識到兩岸差異性所導致的文化衝突，陳孔立先生撰文提醒“在兩岸文化交流過程中，應當注意由於兩岸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文化衝突”。〔24〕兩岸差異表現在諸如交往動機與意圖、兩岸地位、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歷史記憶、“中國夢”與“台灣夢”、身份認同、傳播符號、國民素質等多個面向。由於在另文中已作論述〔25〕，在此僅作簡要陳述。
（一）“擁獨”與“遏獨”這一對根本矛盾，決定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和長期性，也是左右台灣民意走向的根本因素。
分裂的兩岸，由於在未來兩岸命運安排以及完成統一的方式上分歧嚴重，猜忌與敵意積重難返很難冰釋，薄弱的互信基礎難以持續夯實。毋庸置疑，反對“台獨”、實現祖國統一是堅定的國家意志，也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同時也是大多數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海峽對岸，一部分民衆的獨立傾向也是十分明顯的，甚至擁護“台獨”的人數有逐漸走高的趨勢；而持續走高的“台獨”支持率理所當然地轉又引發大陸對“台獨”勢力的高度警惕與遏制。動機與意圖根本不在同一個坐標上，由此而生的兩岸“敵意螺旋”一再升高，是最易惡化兩岸關係、引發兩岸衝突的差異性因素。“擁獨”與“遏獨”這一對根本矛盾，決定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和長期性，也是左右台灣民意走向的根本因素。
（二）兩岸地位與名分（主權所有權）之爭，致使兩岸衝突不斷，而每一次衝突都造成刻骨銘心的“創傷記憶”，加深島內民眾對大陸的反感與疏離，大陸被反復描繪成欺壓台灣的“惡霸”形象。
兩岸的分裂，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過去相當長時間兩岸之爭表現為制度之爭、政權之爭、法統之爭，雙方都認為對方是“匪”，自己代表整個中國，兩岸爭的是主權所有權。反映在國際和外交領域，你死我活的鬥爭，殘酷的廝殺，都是事實。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在外交領域遭受空前的挫折，“中華民國”作為一個象徵符號也逐漸喪失了其正當性與合法性；而台獨勢力乘機彰顯台灣的主題地位，“台灣”作為新的政治圖騰從地平線冉冉升起，台灣人開始有意無意地將兩者等而視之，甚至偷樑換柱。尤其是在“台獨”勢力的不懈操弄下，在李登輝陳水扁長達十幾年的“去中國化”教育影響下，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世代的身份認同開始走上了二元化的不歸路，“愛台”還是“賣台”，成為“去中國化”的主要情感動因。可以說，正是因為台灣當局長期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說法，特別是“台獨”勢力一次次操作突破所謂“國際空間”，製造事端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引發大陸的強力反制，兩岸衝突造成刻骨銘心的“創傷記憶”，每一次都會強化台灣人“國際孤兒”集體意識，惡化島內民眾對大陸的反感與疏離。“鴨霸”、“霸淩”、“打壓”、“欺負”、“矮化”，大陸被反復描繪成欺壓台灣的“惡霸”形象。島民的情感一次次位移最終裂變為對自身“中國”身份的唾棄和對“台灣”這個新圖騰的無限認同。
名分與國際地位之爭，不啻造成兩岸的長期對抗，也的確是兩岸關係中最扣人心弦、牽動全民感情的大事，堪稱影響台灣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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