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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兩岸交流的“知陸反陸”現象 |
中評社╱題：兩岸交流與“大陸形象”建構——“知陸反陸”現象解析 作者：安拴虎（漳州），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教授
隨著兩岸關係的不斷深入，兩岸間本已存在的諸多差異暴露無遺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文化的頻繁接觸與意義交換的活躍化也會引發敵意的產生，從而影響甚至惡化雙方已經啟動的相互接近與瞭解進程。這種越是瞭解大陸越是怨懟大陸的“厭中”、“反中”、“仇中”的“知陸反陸”現象，貫穿於兩岸交流的全過程。它所引發的社會後果，是“反中磁場”的不斷凝聚並持續“磁化”台灣社會，對此應該予以高度警惕。隨著大陸不斷進步發展，一個全新的正面的親善的“大陸形象”將會呈現並釋放能量，台灣民衆對大陸形象的認同也將不斷增強並發生根本性變化。
一、前言
有論者認為，兩岸問題的核心越來越集中表現在台灣人的身份認同上面，而認同的實質是一種態度表達。以霍夫蘭為代表的耶魯學派曾對“態度”進行過科學的實證研究，他們認為，態度是指個人或團體對某人某物、某一事情或某種觀念的心理傾向；態度由三個部分所組成，即認知、情感和行為。認知部分是對態度對象的瞭解認識，情感部分是對態度對象的情緒反應，行為部分則是由態度對象所引發的實際行動。
對“大陸形象”的考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台灣人對大陸認知的集中體現與反映，是台灣人“兩岸態度”的邏輯起點和情感起點。毋庸諱言，因為種種原因，自1980年代後期兩岸有交往以來，“大陸形象”總體上不佳。當這種扭曲的“大陸形象”（擬像）成為台灣社會普遍認知的時候，自然會影響其對大陸的“情緒反應”（即情感）和“實際行動”（即行為）。可以說，本文要討論的“知陸反陸”現象就其實質而言，不外乎是一種基於對大陸扭曲認知基礎上的態度表達。
毫無疑問，“大陸形象”是在兩岸交流交往中建構起來的。一般而言，隨著兩岸人員的廣泛接觸與交流的不斷深入，彼此好感度均會呈現正向增強，兩岸關係也會持續向前發展。然而也的確存在一種相反的情況，就是兩岸間本已存在的諸多差異在交往中暴露無遺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在此背景下文化的頻繁接觸與意義交換的活躍化也會引發敵意與齟齬，從而影響甚至惡化雙方已經啟動的相互接近與瞭解進程，相應地，也必然會惡化對彼此的印象，傷及彼此的形象。
時代力量的崛起很能說明問題。因著反服貿運動而乘勢崛起的時代力量黨，與民進黨沆瀣一氣分進合擊，他們裹挾民意，逐漸坐大，形成巨患，數年間迅速發展為一股左右時局動盪朝野的台獨政治勢力，其對兩岸關係的破壞能量在有些方面就連民進黨也難望其項背。時代力量在眾多年輕人中擁有超高的人氣和支持度。而這些45歲以下的年輕世代與其前輩不同，他們差不多都經歷了兩岸關係從融冰到熱絡的發展過程，可以說或多或少都參與並分享了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與成果。扒開時代力量的幾個要角的人生背景，也會發現，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均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兩岸交流，有的甚至是兩岸交流的巨大獲利者。例如黃國昌本人不僅曾與北京大學合作出書而且其岳父在大陸坐擁上億投資；林昶佐的母親黃惠英女士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多年來在大陸經營兩岸諮詢業務，甚至曾在大陸機構任職，其大陸政商關係堪稱豐沛；社會民主黨的範雲更是外省人的第二代；長期持“仇中”、“反中”的“台獨”言論、強烈支持太陽花學運的知名作家九把刀，靠著電影和出版物在大陸大獲其利。這些人均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方面享受著兩岸交往的和平紅利，一方面反大陸、噁心大陸卻不遺餘力，真可謂“吃著你的飯還要砸你的鍋”、“一方面賺著大陸的錢一方面支持台獨”。凡此等等。這種在互動交流中產生“反感”“厭惡”等情緒，越是瞭解大陸越是怨懟大陸，“厭中”、“反中”、“仇中”的現象，可以概括地稱之為“知陸反陸”現象。“知陸反陸”作為一種現象，貫穿於兩岸交流的全過程，它所引發的社會後果，是“反中磁場”的不斷凝聚並持續“磁化”台灣社會，論其表現，在其它政治因素的作用下，鐘擺似的時強時弱時起時伏。一般而言，藍營執政時則表現強於平時，而綠營執政則弱於平時。比如馬英九當政時期發生的“反旺報中時”、反服貿、反課綱微調等等以及兩岸同場競技賽事中的反中宣洩等等；而蔡英文上台倒行逆施反而引發人們對改善兩岸關係的“全民期待”，對大陸好感度反而向上揚。
無獨有偶，香港“港獨”勢力的崛起也是與香港回歸祖國相伴而生的社會現象，參加、認同和支持“港獨”理念的人以青年或學生居多。據港媒報導，“香港民族党”成員平均年齡20多歲，包括大學生、剛畢業人士、專業人士等，其中學生約占一半！按理說，他們大多出生在回歸祖國之後，本應享受著身為中國人的榮光，對祖國好處的感受與瞭解更勝於前輩，應該更加愛國才是。遺憾的是他們同樣走上了歇斯底里的“厭中反中仇中”的“港獨”不歸路。如果仔細觀察，其背後也同樣隱藏著“知陸反陸”的問題。根據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馮應謙教授的研究報告，特區政府的青年政策以令港青認識內地、把握“中國機遇”為主軸，曾於2016/17年度推出“青年內地交流自主計畫”，斥資逾一億元，資助近兩萬名青年到內地交流。然而，巨額投資卻帶來了反效果。根據他的研究，曾到內地交流的受訪者，對內地政治及經濟前景的看法，都較未曾到內地交流的悲觀。〔2〕
二、“大陸形象”的嬗變
前已指出，“知陸反陸”是一種基於對大陸扭曲認知基礎上的態度表達。它是台灣“受眾”在接觸到來自中國大陸的說服性信息之後所產生的“應激反應”，換句話說，它是來自同一個信息源（中國大陸）的持續的不定期發酵的群體性心因性反應；它由文化差異所誘發，最初的情緒反應就是“不適感”，之後就是反感、厭惡、逃避等不認同行為。
兩岸隔海相望，因國共內戰而形成敵對態勢，自1949年起至1988年台灣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之前，雙方曾有長達30餘年不相往來，造成深重的隔閡；1980年代後期兩岸初啟門扉，緩步進行接觸；直到2008年之後，兩岸攜手推動三通、簽訂ECFA、開放大陸觀光客及陸生來台，才算真正拉開全方位交流序幕。通過不斷的接觸、交流，台灣人眼裡的“大陸形象”，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隨著時空的變化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威權時期（1987年前）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兩岸隔絕對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冷戰背景下蔣氏父子一方面倚美帝為靠山，時刻不忘“反攻大陸”，一方面在台灣掀起白色恐怖，實行高壓統治，鎮壓異己人士，一方面開動輿論工具，大肆醜化中共執政的現實。國民黨政權刻意營造的輿論氛圍裡，在“漢賊不兩立”的思維下，大陸地區為“中共‘匪偽政府’”所“竊據”，大陸同胞成了“暴行”的受害者，啃樹皮吃土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在等待所謂“國府”的救贖。“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咒語，在1950、1960代的小朋友心中，種下了恐懼與厭惡的種子。“中國=共匪=匪區人民，共匪=十惡不赦、落後”的恒等式，在台灣風行了三十多個年頭。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輝掌權後仍沿用根據1983年訂定的高中歷史課綱而編寫的國編本教科書，課本稱中國政府為“匪偽政權”，稱毛澤東為“共酋”。為了凸顯國民黨才是中國的“法統”，教科書稱大陸為“敵偽”，宣傳什麼“中共統治大陸以來，倒行逆施，實行共產制度，實已違反世界潮流”。這樣的輿論環境下，“小心匪諜”是每個台灣人人生必修課，一時間“恐共”、“仇共”、“反共”、“污共”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在那個威權時代，甚至於到了2000年代及其以前，學生作業本的封底上，印有兩行字：“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那個時代的“台灣幾乎不存在認同問題，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自己有中國人的身份，而且認識大陸的方式都是藉由政府的宣傳，而非親身體驗。又加上當時的冷戰背景，1970年代前，國際上普遍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於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個觀念是牢不可破的”。〔3〕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大陸新生的人民政權在極左路線指引下，開展了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尤其是1957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和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僅對傳統文化摧枯拉朽，對於知識分子予以肉體與精神的摧殘與毀滅。大陸內亂給了風雨飄搖的台灣天賜良機，雖然經過被逐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卻通過大力建設，逐漸邁向經濟起飛，與內亂不止經濟蕭索的大陸形成鮮明的反差。應該說，台灣人的文化“優越感”和對大陸的習慣性“差評”其來有自。
無疑的，台灣那個時代關於大陸意象的呈現，主要由“外省人”所營造。他們一方面為丟失“大好河山”痛惜不已，一方面追懷故土，集體“懷鄉”。除了那些詆毀中共的政治宣傳內容之外，這個時期產生了大量的鄉愁作品，諸如梁實秋《雅舍談吃》與《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等散文、白先勇《台北人》作品集、張秀亞《北窗下》與《尋夢草》、琦君《髻》《想念荷花》《水是故鄉甜》、郭楓《黃河的懷念》《山》《老家的樹》《我想念你，北方》《尋求一窗燈火》《蟬聲》、林海音《城南舊事》、聶華苓《失去的金鈴子》、故鄉編輯部編《思我故鄉》、趙淑俠《故土與國家》、何寄鵬劉龍勳編《人生家國鄉愁》、王大空等《離開大陸的那一天》等等這樣一些懷鄉之作，所呈現的大陸錦繡河山是那麼美好令人神往，然而卻衹能隔海遙望和追懷了。
第二階段，返鄉探親期（1987-90年代）
“‘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種樹木，明年反攻回大陸……’每個在眷村巷弄裡嬉笑追逐過的孩子，幾乎都會念這則童謠。童言稚語無心，但是淺白通俗的字句背後，又隱藏了多少離鄉遊子的翹首盼望。”〔4〕這首流傳於眷村孩子中間的童謠恰是每一個國民黨老兵的內心寫照。
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解凍以及兩岸第一代政治強人隕落，兩岸迎來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尤其是1987年之後，光復無望，蔣經國被迫開放民眾返鄉探親，一時間，台灣持續掀起了“大陸熱”。老兵及其家屬成為兩岸融冰之後互動交流的第一批參與者，無意間扮演了台灣人認知大陸的第一批“媒介”。當這些“反共一代”有機會親身接觸中共治下的那個想像中“水深火熱”的大陸故土，由於“党國神話”的反共基因仍然深植其中，這個時期大陸意象，主要呈現在返鄉探親退潮之後第一批以大陸為主題的“遊記”，如馬森《大陸啊！我的困惑》、江述凡《酸甜苦辣懷鄉行》、外省台灣人協會《鄉關處處》、朱君逸《大陸去來》、孫樹模《歸鄉驚客夢》、詹朝勝《中國情·台灣結》、張英華《回到大陸的那一天》等等。
返鄉探親活動持續有年，無疑地一方面有助於增進兩岸人民的感情，但另一方面也無疑地把兩地的差異曝露無遺。由於兩岸尚未三通，需要轉道香港等第三地，雖然近鄉情怯，卻也一路乘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從香港等這樣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轉進內陸地區，親歷親見親聞，雖有親人相見難得的心靈慰藉，也有難以述說的各種遭遇和感受。那時候大陸改革開放雖已啟動有年，然百廢待興，基礎建設還相當落後，而且整個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自我封閉，貧窮、愚昧、價值失範、人文素質也實難誇口。毫無疑問，返鄉探親讓兩岸的中國人血濃於水的親情得以延續和昇華，然而返鄉探親帶來的並不總是愉快的記憶，那麼，返鄉探親給台灣社會留下的是怎樣的集體記憶呢？且看邱彰的記述：
兩岸接觸是從“探親”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榮民，作為先頭部隊，首先搶灘，把自己當作聖誕老人，四十年在台灣辛苦的積蓄，全部揮灑一空，以補償時空相隔的懷念。
但是，真情並未如預期換來真意，大陸人需索無度，不能相互體諒的做法，讓人吃驚。而以後的探親人潮，在大陸卻像碰到攔路虎，非把你洗劫一空不可。到現在，對台灣人來說，探親如一場夢魘。
台灣人到大陸做生意也一樣，在過了蜜月期之後，大陸人好像吃定台灣人，無所不用其極，弄得台灣人不得不步步為營。〔5〕
把探親描寫成“如一場夢魘”，邱彰的說法無疑是片面的。返鄉探親運動的積極意義當然不容抹殺，但是在受眾選擇性心理機制的作用下片面的認知往往會經過集體鼓噪之後成為社會記憶。從一個側面也說明，這種甫一接觸所產生的對大陸的片面認知，在普遍懷有敵意的環境裡極易形成擴散，對“大陸形象”建構無疑是莫大的傷害。它形成的效應，“許多想家想了四十年的外省人，在夢想實現後，可能會發現他們最終要回的家竟是台灣。”〔6〕
第三階段，深入交流期（90年代-2008年前後）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兩岸社會向著不同的方向演進。台灣通過開放報禁黨禁，邁向政治民主化，雖然在統獨矛盾指引下陷入無休止的藍綠惡鬥，但對民主的堅持卻也堅定不移；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也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期間雖有“六四動亂”的干擾，但是改革開放的進程得以繼續與深入，經過三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為世人所矚目的巨大成就。而兩岸關係方面，互動交流在經貿文化宗教教育新聞等各領域裡逐步展開。台商和“台幹”、“台生”、“台記”以及到大陸深度遊的台灣觀光客紛紛湧入，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比較長的時間在大陸生活，有深度接觸大陸社會的機會。他們把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逐漸產生了一批反映大陸社會現實的作品，如台灣時報副總編輯張自強（外號“張郎”）《大陸妙事多》、趙怡《千里如斯趙怡兩岸札記》、萬瑞君《欲望中國——你應該瞭解的新中國人》、方木幾《浪尖上的台商——一個台灣人十年目睹大陸司法之怪現狀》、林志升《從中國大陸出逃》、米蘭《上海怎麼待啊？》、傅主席《去他的北京》、王銘義《北京·光華路甲9號駐京採訪札記》、趙慕嵩《台灣人在北京》、陳彬《移民上海》、吳建華主編《新台灣之子在大陸——台校人跨兩岸的生活故事》。
1990年代之初，台客的四萬台幣月薪約略是大陸市民收入的一二十倍以上。於是，腰纏十萬貫的台灣客，在大陸各省博得了“呆胞”的渾名。當他們回到台灣，也帶回了“阿陸仔”的搜奇軼事。大陸廁所沒有門、大陸人上廁所不關門、大陸人上廁所不用衛生紙、大陸人偷雞摸狗……。總之，大陸物質匱乏、生活水平低落、素質低下，成為台灣社會的口碑和“共識”。這些看起來一點都不“政治”的日常故事，仍舊散發著反共神話的光芒。“阿陸仔”、“死阿陸”之名，在以福佬人為主體的台商、台幹之間流傳多年。這些帶著歧視的戲謔“黑話”，一直停留在口耳相傳的次文化群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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