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加杠杆與地方政府加杠杆的第三個不同，在於中央不僅可以加杠杆投資，還可以加杠杆增加社保支出。中國社會當前處於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用於養老及醫療方面的公共支出必然會面臨著大幅提高的壓力。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並不僅僅局限在政府投資領域，確定政府赤字水平時也一定會考慮包括公共物品在內的政府支出。
以人口老齡化嚴重、低生育率的日本為例，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2018年日本中央政府的債務率（未清償債務/GDP）為196%，而地方政府的債務率僅有34%。日本中央政府債務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央政府支出的相當比例是公共社保支出，不包括教育支出在內的社保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33%，加上教育支出則要達到約40%。
即便用最小的一般公共預算的做分母來計算，即不考慮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及國有資本運營等收入， 2017年中國社保支出僅占政府總支出的19%（不包括教育支出），如果以全口徑的政府收入來計算，該數字將下降到13%左右。而優化政府的支出結構和支出方向正是需要在中央層面做出改變和表率的。
上述三個方面，決定了中央的杠杆和地方的杠杆如何不同，也決定了未來中央政府還有較大的加杠杆空間及必要性。未來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有效的化解龐大的債務存量，也並不是一味的去杠杆。經濟學家費雪曾提出“債務—通縮”惡性循環來解釋經濟蕭條，即由於實際利率較高（去杠杆是原因之一）帶來資產價格下跌以及經濟停滯，從而引發通貨緊縮並使得債務率更高。
文章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央層面適度加杠杆則更有必要性，即通過中央層面的寬鬆宏觀政策斬斷債務和通縮之間的惡性循環，以保持適度的通脹水平。只有繼續穩定經濟增長水平和保持適度的通脹水平，地方政府層面的債務存量才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得以有效化解。
最近推動的一系列宏觀政策證實了上述邏輯， 稅務部門預計2019年全國將減稅1.3萬億元，財政部最近提出“政府要過緊日子，一般支出壓減5%”，發改委則在研究“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民生和公共服務項目建設力度，尤其是補上教育、醫療、健康、養老這些方面的短板”。以上多項舉措符合中央加杠杆的邏輯，也體現出了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六穩”方針的具體實施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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