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體政治中，民意往往走在政策之前，或是成為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化妝師，蔡英文經常放在口中的“改革”語詞，被塑造成為“進步”的同義語，“改革”是一面進步的大旗，誰是“反改革者”，就是跟不上“進步價值”，媒體成為民意塑造工具。諸如對“軍公教年金改革”、“轉型正義”議題，透過民意式的輿論造勢，同步於立法院立法進行，達到歷史記憶的清算目的。
法制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同義詞，但在新政府治理之下，透過立法、司法、大法官、監察等意識形態人事任命與控制，堵塞行政、司法救濟管道，最後，僅留下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之路。
社團的政治目的是否成為現實，仍要在立法過程較量。雖然蔡英文政府已具有全面執政優勢，但也無法排除自身矛盾的困境。非執政黨的相反意見，無緣立法，僅能透過公投來表達訴求，11月24日，台灣地方公職選舉，同時增加了10個公投案的民意表達就是這種現象的表徵。
這10個公投案可以簡化為5個概念，“平權、能源、正名、環保、食安”。這些案子，長期以來是社會政治運動的核心議題，民意表達的結果，執政黨的主張完全敗北，突顯出以往少數民意凌駕多數民意的霸凌現象，政治精英透過少數民意操作的民粹政治，一覽無遺地被暴露出來。
民意的可塑性，是民主政治的黑洞，民意的塑造，也往往是一種利益表現，強勢的少數透過權力，宰制多數且沉默的意見，但當反對聲量出現，權力者更想以“假消息”進一步反制輿論場，在朝在野立場互換，權力傲慢油然而生。
三、民主政治壓力調節的消亡與民心
1、民主政治壓力調節的消亡
民主政治理論的討論“衹談民意，未談民心”，肇因於民意可被觀測，民心則無法測度。衹是學術上不可被觀測與研究，不代表現象界的不存在。
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民心”是權力得失的評量根本，上位者不僅僅重視已說出的“民意”，更擔心人民內心世界的活動。在《大戴禮》〈盛德〉篇中談到，“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亡德法，民心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為亂無道。”
這段話闡述“德法、刑法、民心”三個概念關係，不但不八股，實具現代意義。“專以刑法御民”，在一定程度上合乎2016年新政府上台的作為，例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透過立法機構立法，看似具有正当性，卻背離現代法理邏輯，忽視了“法治政治”的精神。強行運作，民心離散。更何況是“德法不彰”的貪腐問題，慶富案與該案相關的待監者脫逃。皆是德法腐敗實例，演變成社會不滿情緒，上位者卻視“為亂無道”，進一步政治箝制，例如“假新聞”的入罪說，便是“杜民之口甚於防川”，止亂御民之術的循環，將造成民心迷惑失道，演變成社會苦悶的心理狀態。
比較政治學者，或許會提出中國傳統政治乃是封建專制體制，與今天的民主政治制度形態無可比較，民意的掌握足矣，何須借古論今高掛“民心”概念。但高雄的狀態，是單一政黨執政了20-30年之久，若以長期掌握政權的視角，古今對權力的使用並無不同。
民主政治本應有調節“社會政治壓力”的功能，但長期執政，此功能也難存在了。長期執政的結果，形成兩種宰制現象，一是政策偏好的一貫性，形成他者排斥性的現象；其二是控制性組織結構的完善構建。政策的偏好有兩種，一是政策的實踐，另一部分便是意識形態正確性的壓力。組織控制已經從政府移轉至民間社團的權力流動，成為利益的共同體。
在雙重壓力之下，造成多數民眾心理的不滿，卻礙於現實政治壓力，民眾找不到壓力紓解的出口，這些可以從民意機關採訪過程，被採訪者的恐懼心理，反映出“沉默螺旋”現象的存在。
民主政治重視民意，但“民心”在民主政治制度也並不虛幻。民心的匯集實來自於民主政治壓力調節的消亡，“台灣最大黨是討厭民進黨”是較貼近的一種民心訴求。
2、“民心與民意”選戰較量的試驗
民進黨取得政權的利器，來自於社團組織、群眾運動、與話語權掌控，在台灣南部鄉民更是膜拜式追隨，2004年陳水扁選舉，南部鄉民喊出“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2016年總統選舉達到了巔峰狀態，民進黨不但掌握民意話術，也掌握了本土民眾情感與民心歸向。
但在民進黨如日中天的時刻，2018年台灣選舉，出現了詭譎的變化。一股韓流在高雄破繭而出，並向北部外溢衝撞，原本十分平淡的選舉活動，卻因“韓流”，形成熱浪滾滾，並翻轉了民進黨執政的優勢。
民進黨在高雄執政已經超過20年，“政治團體、社會團體、利益團體”已經形成盤根錯節，政治結構化緊密，百姓對此結構無力衝撞，衹有默默承受。從民意上理解，韓國瑜在今年5月民意調查時，與民進黨候選人支持度比較，根本談不上競爭的地位。
當韓國瑜到高雄接觸當地民情，指出“民心思變”，五五波的態勢可見。民心既要思變，打破並超越現狀，勢必得衝破意識形態枷鎖，喚醒高雄人內心改變的渴望，以“民心對抗民意”成為選戰的途徑。
“強經濟、去政治、講廉潔、不惡言”是韓流主軸，針對“中產階層、中小企業、在地農漁民眾”喊出“人進得來、貨賣得出去”，針對青年“喊出北漂回流”，件件打動人心，高雄選戰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民心與民意”的競爭。“韓流”雖是指選戰中候選人所表現政治文化的簡稱，本質上卻是與“民心”共鳴的政治心理反射，韓國瑜正是扮演掀開“民心”壓力鍋鍋蓋的角色。如果民粹政治是“藉由強調外在的危機，吸引民眾的扈從”，韓國瑜基於民心的選戰，則是“願景與溫暖”的新模式。
四、結論
民粹、民意、民心三者，共項為“民”，但其概念意義，卻有不同的指向。
民粹的內涵，可以分析出“權力宰制─民意控制─改弦易轍”模式的概念意義。民意在學理上則比較明確，是一種對公共政策的看法與立場，但在現實政治中，民意具有分眾化特徵，民意匯流成為民意的渠道，在台灣民意溢出了公共議題領域，往往成為族群間傷害的工具。
民心則存在生活方式的底蘊，具有普遍性、隱伏存在的特徵。民心的匯集來自於權力傷害的積纍，受制於政治權力與輿論的控制，往往在生活訊息場中流串，形成一種集體苦悶的社會心理現象，是有待被揭開的壓力鍋。
西方政治理論所關注的“民意”政治，在東方政治文化中，還必須關注更廣泛的政治心理與民心歸向問題。不論民粹式的意識形態枷鎖有多牢，民意塑造與控制有多密，一旦民心離散，意識形態、民意控制也將會隨之瓦解。
從高雄選戰觀察“民粹、民意、民心”三者實具有競爭關係，選戰的勝負來自於民意具體的計算；民粹政策的推動則是選戰政治形勢的基礎；選戰進程對民心脈動的理解與共鳴是選舉策略的重心，終極影響是權力的交替，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驗。
註釋：
①一派強調公共政策應該以多數民意為依歸；另一派主張應由少數精英與專家制定。
②馬英九〈從感恩出發，從謙卑做起〉《馬英九總統關鍵報告實錄》(台北：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編印，97年)，10頁。
③長期暴露在相同電視訊息下的閱聽人，會被電視機灌輸相同的觀念，產生共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角色認同，這就是所謂的涵化(Cutivation )。
④根據Hartman,Janda&Goldman的運用電腦規劃政治意識形態分析的研究，以“自由─平等，自由秩序三個概念”針對四個派別，形成四個象限，研究區分的結果。民粹派人士偏愛大有為政府，視所有公共問題為政策問題，有賴政府的介入，來加以處置。余致力著《民意與公共政策─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台北市：五南出版社，91年)，18-20頁。
⑤如果一個國家或政黨領袖經常以直接訴諸民意的方法，利用群眾的偏見，並煽動群眾的情緒，達到動員與裹脅的目的，作為其政權或政策合法的基礎，便可以稱之為民粹主義的政治。請參閱黃光國著《民粹亡台論》(台北：商周出版，2003年)，14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