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習近平“聚同化異”論與“一國兩制”方針 作者：郭偉峰（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
“聚同化異”論是習近平的辯證思維的體現與方法論的創新，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礎上，與求同存異之說的辯證統一互動，更是傳承了毛澤東如何解決矛盾的哲學思想。習近平運用於兩岸關係中的“聚同化異”論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的理論創新與實踐創新成果。如果用習近平“聚同化異”論去重新認識“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當有新悟。
一、習近平首次提出“聚同化異”論
“聚同化異”，這一名詞在中國古籍中也難於尋覓到，就更不要說用於中共的國家治理政策當中了。但是，習近平非常重視這一名詞，不僅常常用於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外交政策的論述中，還用於兩岸關係的論述中。可以說，“聚同化異”論是習近平的辯證思維的體現與方法論的創新。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朱立倫主席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習近平提出了四點意見，其中第四點是：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要著眼大局，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不斷增進政治互信。對兩岸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難題，國共兩黨都要勇於面對，匯聚兩岸同胞智慧，積極探索解決之道。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關鍵是要“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衹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兩岸一定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來。
在此，“聚同化異”的提法十分突出，成為了中共對國民黨的新要求，與過去常提的求同存異有所不同，因而引起了兩岸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對於求同存異之說，大陸官方過去用得很多，各界都非常瞭解其意思，但是，對於“聚同化異”的認識，就比較貧乏，更加談不上統一的認識。
2015年5月2日，朱立倫與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面時就提到：希望兩岸除了求同存異，更能“求同尊異”，尊重不同的聲音。其實，早在2014年6月26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拜會新北市長朱立倫的時候，朱立倫就當面表示，兩岸交流要發揮同理心，不止“求同存異”，更要“求同尊異”，尊重台灣人民的想法、尊重台灣人民的決定，就是在不同聲音、多元社會裡的最大共識。他說，兩岸關係過去強調“求同存異”，但在同理心思考下，應該“求同尊異”，尊重台灣人民的想法及決定，這是他的基本態度。
顯然，習近平不同意朱立倫的“求同尊異”之說，並以“聚同化異”論來回應了國民黨提出的問題。共產黨的堅持與國民黨的蛻變，在此一刻已經展現。此後，“求同尊異”之說即告偃旗息鼓。
在討論“聚同化異”之前，必須瞭解和而不同以及求同存異之說的歷史淵源。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光輝思想，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求同存異則是周恩來的辯證思維方法之要津。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強調多樣性的統一，也體現了中國古代的民主精神，以及互相尊重的平等精神。大陸專家比較一致的解讀是：以和為貴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和基本價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對“和”這一理念的具體闡發。和而不同追求內在的和諧統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
中國共產黨對和而不同思想是高度重視、高度肯定的，在外交領域長期作為指導思想來貫徹運用。2002年10月，在美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喬治·布什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說：“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係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發展的真諦。”於此，可知中共對和而不同的標準的哲學解讀。
至於求同存異之說，則非古人的原句流傳，它是現代的中共領導人、思想家周恩來的思想創新。
根據資料，中共中央統戰部研判，求同存異這一重要思想是周恩來在大革命時代前後提出來的。1923年7月，周恩來在《旅法各團體敬告國人書》一文中指出:凡是“不甘為列強奴隸軍閥鷹犬的人，不論其屬於何種派別，具有何種信仰，都應立即聯合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卵翼下的北京政府，這條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衹求反北京軍閥政府之“同”，而存各自派別、信仰之“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懂得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區別性”，“‘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抗戰的武漢時期，有人主張我們是‘求同而非異’，就是說衹有同而沒有異，這是不知道我們無產階級和別的階級不同”。“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塊”，“‘左’的觀點是天天講區別，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動，把整個隊伍推出去，把自己孤立起來”。周恩來用“統一性和區別性”的辯證統一，第一次對統一戰線求同存異思想進行了理論概括。中共建國初期，周恩來又指出:“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歷史，都代表著各自方面的群眾，有人要求各民主黨派都和共產黨一樣，如果都一樣了，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又何必聯合呢?正因為有所不同，才需要聯合。”“另一方面，如果衹是為了廣泛聯合就不講原則，凡是要求我們承認的我們就承認，那又會渙散了統一戰線。”周恩來把求同存異思想貫徹於中共統一戰線的運作中。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非會議在萬隆召開。這是亞非地區舉行的沒有殖民主義者參加的第一次歷史盛會。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總理在大會發言，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並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為各國普遍接受，為會議成功奠定了基礎。亞非會議是亞非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求同存異是周恩來的創新，萬隆會議的精神最終導致了1961年不結盟運動的興起。萬隆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涵蓋了與會國在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多個方面所達成的共識。公報中“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載入史册的十項原則，是亞非國家對國際關係準則的重要貢獻，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劃時代的里程碑。
求同存異從此成為中國處理國際事務、外交關係的基本準則。
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評價周恩來的求同存異說：“求同存異既是一種思想，也是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種基本方法。在處理與各國關係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尋求擴大雙方的共同點，存異就是正視並允許雙方有一定的不同點。周總理不僅提出並倡導求同存異的思想，也非常善於協調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在複雜的矛盾中尋求共同點”。①
同時，唐家璇還指出：“周總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在中國對外關係中一直不斷地得到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同志關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一國兩制’構想，以及針對我國與一些鄰國存在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爭議問題提出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都是對周總理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直至2014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要用“聚同化異”來促進中美關係。
2014年7月9日，在當天舉行的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五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聯合開幕式上，習近平發表題為《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致辭。習近平表示，中美雙方衹要堅持相互尊重、“聚同化異”，保持戰略耐心，不為一事所惑，不為一言所擾，中美關係大局就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此後，在涉及國家關係的領域上，習近平頻頻使用“聚同化異”一詞。如前所述，在2015年5月4日則首次用於兩岸關係上。
二、“聚同化異”論是習近平哲學思想的創新
“聚同化異”論充滿了哲學新思維，是在和而不同的基礎上，與求同存異之說的辯證統一互動，更是傳承了毛澤東如何解決矛盾的哲學思想。
專家分析說：周恩來求同存異思想體現了辯證思維豐富內容。“求同”就是尋找共同思想、共同要求、共同利益，是構建和諧的基礎；“存異”就是保留不同觀點、不同主張、不同利益，是構建和諧的條件。求同存異又可稱為“辯證求同”。⑴異中而求同——同一性與鬥爭性相統一。⑵求同不求異——“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統一。⑶求同又存異——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⑷存異以待同——質變與量變相統一。周恩來強調“存異”，既不是對差異置之不理，更不是有意去“求異”，而是“存異以待同”。它有兩層含義：其一，引導差異向共同點轉化。其二，防止“小異”向“大異”轉化。
習近平“聚同化異”論則可以稱為“辯證化異”，在求同存異的哲學思想基礎上，關鍵在於如何掌握好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第一，在經過了求同的基礎上，把已經基本形成的共同點予以強化，“聚同化異”是求同存異的升華，求同存異是“聚同化異”的基礎。沒有求同存異，也就不可能進行“聚同化異”。衹有“聚同化異”，才是求同存異的目的所在。求同存異不能靜止不動，靜止了，就無法進一步解決問題。經歷了求同存異的階段，“聚同化異”就有了發展的可能。習近平2015年7月15日會見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副總理加布里爾時說：“展望未來，我們應謀求從求同存異升華到‘聚同化異’，聚利益、責任、挑戰之同，化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發展階段之異，打造順應時代發展的新型黨際關係。”這一段話，清楚地闡述“聚同化異”與求同存異之間的辯證關係。
必須指出，周恩來的求同存異的存異是不存原則之異，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決不能讓步。習近平的“聚同化異”同樣是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要求化解已經存在的有害原則之異。所以，周恩來重點在求同，習近平側重於化異，甚至如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這樣的以前絕對認為必須存異的異，習近平也要求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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