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日本朝野一直都很關注中國，疫情以來中國的一些行動令日本感到不安。首先是“中國模式”問題。儘管中國一再宣稱不輸出“中國模式”，但是日本認為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外輸出“中國模式”，將對現行國際秩序產生根本性衝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對日產生一種壓力。日本擔憂中國對外戰略的積極進取會極大地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其次是中國增強軍力和擴大海域活動的問題。日本認為中國在處理與鄰國紛爭時傾向於用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這不僅嚴重威脅了日本的國家安全，並且成為地區安全的嚴重威脅，尤其是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一系列活動構成了對國際秩序和國際規範的嚴重挑戰。再次，中國市場經濟問題。日本認為中國在口頭上表示維護自由貿易秩序，行動中卻是違反國際貿易秩序的“本國例外主義”。中國大規模的政府補貼和強制性的技術轉讓等政策，破壞公平競爭環境，中國經濟的運營模式破壞了市場規則。還有“一帶一路”問題。日本雖然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形式對“一帶一路”倡議表面上表示支持，但實際上依然疑慮重重，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進行經濟擴張。中國的實力增長和戰略變化，增加了日本對中國的懸念和警惕。
關於展望，我認為，後疫情下日本對華政策和中日關係的展望可說是競合併存。儘管新冠疫情導致習近平主席訪日延期，但是2019年6月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10點重要共識依然存在。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並未脫離中日協調的基本軌道。並未動搖中日關係的“根基”，也並未達到所謂的“臨界點”。日本將“從競爭走向協調”、“互不構成威脅”和“共同發展自由公正的貿易體制”視為發展中日關係的三點“原則”。日本對華政策基本態勢是競爭中的協調，合作中的博弈。有時可能部分“偏離”軌道，但是不會完全“脫離”軌道。
日本雖然沒有脫離“日中協調”的軌道，但是堅持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如果需要“選邊站隊”的話，日本就會把“寶”押在美國一方。6月23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生效60周年。日本政府6月決定修改2013年制定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並力爭年內完成。新戰略整合外交、安全、經濟等領域，具有大戰略特性。中日兩國在政治體制、價值觀、安全戰略、領土問題，以及歷史認識、民眾情感等方面都存在各種差異，對此要有清醒認識。今後在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人權問題等涉華問題上，日本基於價值觀會繼續與美歐一起表示“西方一員”的共同立場，但具體行動上會比美歐更為謹慎，避免過度刺激中國。日本在維護日美同盟的同時謀求在中美之間左右逢源，有時會左右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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