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的總統支持率與穩定的“技術崇拜”所折射出的，是行政中立制度的“溢出效應”。一直以來，美國堅持政治與行政的二分理論，即政務官多半由選舉產生，某種意義上，總統亦可視作最高層級“政務官”；相對應的，是多數被要求保持政治中立的事務官，其任期通常不為黨派輪替所影響。
特朗普執政以來，兩黨熱炒的移民、醫保、稅改議題，無不充斥著濃烈的“黨派味道”與“政務色彩”，留給事務官發揮的空間逼仄。疫情議題則不同，其專業門檻高，議員噤聲，拜登等民主黨候選人也只敢“敲邊鼓”，醫學專家的地位抬升。如白宮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的兩名核心專家，79歲的安東尼·福奇曾為六位美國總統服務，女性專家黛博拉·比爾斯則在奧巴馬任內被任命為美國全球艾滋病協調員。二人專業、穩定、跨黨派的身份，決定了其敢於和總統、國務卿、經濟顧問等政務官“唱反調”，讓“尊重事實、科學防疫”成為白宮的主流價值。
由此一來，就產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面對同樣的發布會，民主黨選民想汲取的只有福奇的知識，共和黨選民受到鼓舞的，卻往往是總統“反科學”的一面。同一鏡頭下，總統的自我吹噓雖不被自由派媒體所喜，卻會讓處於隔離期的基本盤收獲告慰，而福奇等事務官的“技術色彩”與“中立味道”先是緩解選民焦慮，繼而不可避免地“魅力溢出”，讓部分選民因此對白宮刮目相看。由此，“戰時總統”的支持率先得以穩固，繼而攀升。
實際上，行政中立制度的最初提出，即是為了矯正政黨分贓制。特朗普執政以來華盛頓喧囂不斷，但美國聯邦機器卻依舊正常運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為行政中立制度在非選舉季對於黨派政治的糾偏。去年以來，在穆勒“通俄門”調查報告與“通烏門”事件中，也偶有事務官試圖修正顯著錯誤甚至規制總統的跡象，但由於類似事件“政治味道”十足，事務官的中立價值頻遭質疑。在火藥味十足的2020選舉季，面對疫情夾擊，“行政中立”又一次彰顯出其修復黨派矛盾的特殊價值。
民意調查公司Civiqs的數據顯示，85%左右的共和黨選民對“政府應對新冠肺炎”表示“完全或總體滿意”，65%的民主黨選民表示“完全不滿意”，黨派意見分野嚴重。與此同時，從2月末到現在，對疫情表示“完全不擔心”和“僅有一點擔心”的比例從56%下降到23%，共和黨選民方面，則由78%下降到38%。黨派色彩再濃烈，也抵擋不住客觀事實的力量，這一趨同的“認知”得來不易，部分選民補齊“重視程度不足”這一短板後，美式抗疫後續值得期待，拐點將至的理由也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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