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2日電／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首要特徵是自主性與本土化，它根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之中，同時也是知識有序組合的整體，具有體系性與系統性特徵。公共管理自主知識體系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經世致用的理論知識，公共管理自主知識體系是理解、解釋中國發展與治理實踐，並觀照和影響全球公共管理實踐的中國智慧。數字時代的來臨為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識體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建構中國公共管理自主知識體系的數字時代契機
與多數中國社會科學學科一樣，中國公共管理知識的早期積累主要源自基於西方歷史經驗的公共管理理論，並在中國場景中檢視其適用性，它在補充與拓展已有公共管理理論的同時，解釋並影響著中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改革開放伊始，我國重點關注政府的組織與運行，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改革政府部門設置，大量招錄啟用專業技術人才，著力構建以專門化、技術化等為特徵的政府科層體系。這一階段開展的政府機構改革和幹部“四化”要求的提出就是典型例子。這些做法與公共管理理論經典範式——公共行政範式相吻合，即在組織架構上遵循科層制結構，在運行方式上體現科學管理理論的主張。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給中國公共管理提出了許多新要求，只關注政府組織形態和運行效率難以回應日益複雜的現實治理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我國積極采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主張，引入企業管理的原則方式，在內部開展政府流程再造、構建考核激勵制度、完善部門間與政府間競爭；在外部主動優化政府職能，向市場、社會放權，並尋求與市場、社會合作，通過混合所有制、合同外包等方式提升公共服務供給質量。近年來，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發展呈現出許多新特徵，例如超越新公共管理範式意義上的合作治理模式得到廣泛實踐，尤其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治理”替代“管理”成為中國公共管理的關鍵詞，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明確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目標方向。在這方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就是典型案例。基於這些前沿探索，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在全球範圍內逐漸從跟跑轉向並跑。
當代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演進與理論研究之間存在一定表征關係，但那些基於西方現代化經驗型塑而成的公共管理理論越來越不能解釋當代中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更無法形成內源於中國歷史與當代實踐且具有體系性的完整敘事。更為重要的是，進入數字時代，已有公共管理理論對當下及未來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的指導和引領作用越來越有限。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正造就一個在性質上與工業時代迥然不同的數字時代。以大數據方法為代表的新型數據科學，帶來海量異構數據資源的快速積累、高效管理、深入分析和價值挖掘，為優化社會運行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數據資源；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現代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在大數據資源上構建強大的智能模型，甚至可能超出單個人類個體的智能水平；以5G技術為代表的高速移動通信，為全時空、全流程、全場景的公共管理實踐提供了信息基礎設施；以雲計算為代表的彈性計算基礎設施，為上層信息產業或以信息產業為基礎的其他實踐提供了低成本、隨時隨地可訪問的計算服務資源，或將整合創造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價值鏈。對數據進行治理和運用數據進行治理，都迫切要求包括中國公共管理在內的全球公共管理理論予以有效回應並形成積極引領。
從電子政務到數字政府再到數字化發展和數字中國戰略，中國的公共管理實踐正積極擁抱數字時代，已成為全球數字時代公共管理的最大試驗場，並在一些領域取得重要的先發優勢。隨著“整體智治”、數字化改革、一網統管、接訴即辦等一大批數字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入，數據業已成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資源與基礎性分析單元。與公共管理相關的數據呈現指數級積累與匯聚，公共管理部門的數據生產和分析能力也呈現飛躍式增長，人工智能與人腦智能在公共管理領域的交織融合更為廣泛，一種數據驅動的新模式正快速重構公共管理實踐的基本原則、問題域、組織形態、戰略方法等。同時，作為具有顛覆能力的新興技術，數字技術如果是一匹良駒，可以幫助經濟社會向前飛奔，而脫繮的野馬則會造成毀滅性傷害。數字時代的公共管理需要理解技術、運用技術，更需要馴服技術，通過治理變革來為技術應用配上鞍韉。當前，我們迫切需要政府積極發揮作用，推動數字技術向善。已在數字時代走在前列的中國公共管理實踐，將實現從過去的跟跑、並跑轉向領跑全球公共管理。建構數字時代中國公共管理自主知識體系正當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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