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美軍建設整體上經歷了一個“大回旋”，即30多年前從應對與同等力量對手的高強度戰爭向應對反恐戰爭轉型，具體內容包括美軍編制小型化、模塊化，裝備輕型化、信息化等。到特朗普執政時開始從應對反恐戰爭向應對“大國競爭”轉型，具體內容包括組建網軍、天軍等新型作戰力量，裝備建設重新重視加強平台自身防禦能力、戰場生存能力，發展無人作戰力量和智能化武器裝備系統等。
海灣戰爭以來的數次局部戰爭，美軍作戰對手與美軍相比無不力量懸殊，使得美軍能夠以壓倒性優勢展開作戰並取得勝利。在未來大國之間可能出現的戰爭中，美軍像曾經經歷的戰爭那樣，無需進行大規模海上決戰即可進入作戰對手近海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
對於大國競爭背景下的瀕海作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於2017年10月聯合簽署發布的《對抗性環境中的瀕海作戰》文件進行了系統論述。由於現代化武器系統的傳感器和武器作用範圍均可向海、向陸延伸數百公里，致使海上和陸上作戰交叉重叠。儘管海軍作戰的任務重點仍在海上，但遠程精確制導武器的作用範圍已經大大擴展，可以覆蓋更多岸上區域。因此，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需要將瀕海區域的海上和陸上視為整體，海軍作戰區域應該包括陸上空間，海軍陸戰隊作戰區域也應該包括海洋空間。
因此，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瀕海作戰核心目標，將是創建一個由海基和陸基傳感器、射手和作戰支持系統組成的模塊化、可擴展和一體化的海軍作戰網絡，提供持續機動的前沿力量，以有力應對危機和大規模突發事件。
正在交付的瀕海戰鬥艦難以適應這些作戰需要。美國國防部作戰與測試評估辦公室對瀕海戰鬥艦的綜合評估結果顯示：為了追求輕型化、高航速而進行的作戰系統簡化，使得瀕海戰鬥艦只能應對低對抗環境下與非對等作戰對手的低強度對抗，在與同等對手進行的高強度對抗中，不僅關鍵系統缺乏必要的冗餘備份，而且綜合作戰能力不夠。
評估報告直截了當的結論是：“‘自由’級與‘獨立’級兩種瀕海戰鬥艦，在高強度戰鬥中都無法生存。”這使得瀕海戰鬥艦在作戰中不僅不能對作戰體系提供效益，反而因為易遭對手攻擊而成為作戰體系的軟肋和累贅。
前途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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