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新自由主義瘟疫與美國的民主衰敗 作者：黃光國（台灣），台灣大學教授、著名社會科學學者
2020年4月28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突破百萬大関，病死人數多達5萬8千人，超過越戰死亡的美軍人數，成為全球疫情最為慘重的地區。4月8日，這兩個數字分別為40萬和1萬3千人。在短短二十天之間，美國確診人數增加了一倍半，死亡人數增加了近3.5倍！當疫情在中國大陸已經基本上受到控制的今天，美國的疫情發展為什麼會如此快速而且嚴重？
一、自由主義瘟疫
著名的語言心理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DiEM25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當下人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利用被隔離的這段時間，仔細思考“我們想要生活在甚麼樣的世界”這個問題的答案。
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新自由主義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實是造成所有社會問題的癥結。這是西方經濟學家主導製造的意識形態。當年的雷根以他帶著陽光燦爛的笑容，宣讀企業老闆交給他的劇本，將政府視為妨礙自由經濟的問題所在。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柴契爾夫人告訴民眾，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個人必須被扔進市場以求生存，除此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一種來自企業公司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試圖讓人民擺脫政府，並且把對公眾做出決定的權力移交給不必負責的私人企業。
就這次疫情而言，美國政府其實有許多資訊，可以預防新冠病毒的流行，在爆發之前的2019年10月，病毒就已經被發現了。美國機構曾經預測該瘟疫在美國範圍內的傳播情況，並對瘟疫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情況進行預測。但是，政府與機構沒有繼續制定相應的後續措施。
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新發現的特殊肺炎，及其病因不名的症狀。一周後，一些中國科學家鑑定其病毒為新型冠狀病毒。他們對其進行排序，並將資訊提供給世界衛生組織。那時，病毒學家都知道他們是新冠病毒，並且知道如何處理。有些東亞地區的政府（中國，韓國，新加坡，台灣）都採取許多遏制措施，至少抵禦住第一波瘟疫的爆發。
但是歐洲大多數政府的領導人都抱持漫不經心的心態，最糟糕的是美國。川普在第一天說：沒有危機，它就像流感一樣，很快就會成為過去。第二天他說：這是一場可怕的危機，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第三天他又改口：我必須讓企業來處理它，因為我必須準備選舉。
把新冠肺炎的問題交給企業處理，其實就是交給私人保險公司。問題是：美國有近三千萬人 沒有醫療保險，還有四千多萬人衹有低額度的保險。在美國，保險公司將醫療給付極度細分，急症、住加護病房、影像學檢查、藥費、復健，每一項目都分別計算費用。保險涵蓋的項目愈多，保險費愈高。未買足保險的民眾想要就醫，就得提心吊膽，深怕一看病，就得多付出一大筆開銷。疫情爆發後，一次篩檢費用，就得付三千美金（約十萬台幣）。付不起篩檢費、醫藥費的民眾衹能自己反鎖在家，以免染病。
歐洲人向來相信病毒無法消滅，人必須勇敢鍛鍊免疫力，與病毒共生。西方人平常就不看小病，衹看大病。對於新冠病毒先是不甚在意，將強制戴口罩、公共場所量體溫、居家禁足、隔離治療視為侵犯人權。僅接受保持社交距離的建議，隔離效果自然十分有限。德國與英國政府都在還衹有少數確診數時，便宣布大傳染無可避免，讓大家準備集體感染，引起爭議。及至發現或感到無法控制疫病時，則傾向將醫院留給最需要的老弱與慢性病人，其他人自己面對生命挑戰。
美國人一般都認為：醫療健康是個人自己的事，很少有人會向政府求助。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直到三月，才對白宮承諾會擔負檢測費用，但還是缺乏足夠試劑，美國公布的新冠肺炎死亡統計皆為醫院收治病人，無法計入在家中病故的黑數。這種態度碰到新冠病毒，結果就甚為慘烈。
疫情在美國延燒之初，西雅圖一名確診老太太治癒後，醫院要向她收取30萬美元鉅額醫藥費，導致全美輿論譁然，結果當時不少美國人，尤其是老年人，唯恐龐大醫藥費拖垮家計，債留子女，寧願病死也不就醫。川普曾經宣稱奎寧對治新冠肺炎有效，鳳凰城有一對老夫婦，聽信這種說法，竟自行服下含相似成分的魚缸清潔劑，不幸釀成一死一命危。
二、唯利是圖與貧富懸殊
在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醫療商品化成為低收入民眾就醫的最大障礙。三十多年前，美國醫師主導建立了健康維持組織（Health Maintaince Organization）、三級轉診、家庭醫師的制度，原本可謂立意良善。如今時過境遷，“客制化醫療服務”的對象變成社會上的富裕階層，醫院經營方針與國民健康保障漸行漸遠，看病成為昂貴消費。
喬姆斯基指出：17年前，SARS流行時，世界各地的實驗室立刻著手開發針對潛在病毒大流行的保護措施。病毒被鑑定、測序，很快就有疫苗可用了。他小的時候，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曾經一度是可怕的威脅，但羅斯福政府支持的研究機構發明了“沙克疫苗”。“沙克疫苗”沒有專利，向所有人開放，很快把它終結掉了。
這次他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因為美國人將命運託給了私人企業製藥公司。他們不必對公眾負任何責任。對大型製藥公司來說，製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健康的疫苗更為有利可圖。
新自由主義對歐美國家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最嚴重影響是，極端的貧富懸殊。從八○年代起，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過度追求利潤，忽視工資及社會福利，以致全球財富日益集中。在美國0.1%頂尖人士坐擁全國20%的財富，0.9%的人享有另20%，9%的人再占40%。貧富差距已嚴重到矽谷選出的眾議員向媒體坦承，他的鉅富選民非常擔心美國爆發革命。
底層90%的人怎麼分配剩下20%的財富？資料顯示，中低技術人員平均工資已四十年不漲。50%沒有儲蓄，更沒有退休準備。40%的人是月光族。10%的人沒有任何健康保險。衹有三成高中畢業生付得起昂貴學費念大學。這些教育程度偏低、就業困難的“窮白人”占白人人口47%，大多住在小州、小城或鄉村，衹有遷離老家才有機會向上提升。
白人如此，黑人的情況更糟。他們不衹是貧窮，而且還跟犯罪連在一起。青年社會學者艾利絲·高夫曼（Alice Goffman，名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之女），在費城化名“第六街”的黑人區做了六年的田野觀察，寫成《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城市黑人逃亡生活的民族誌》一書（李宗義與許雅淑譯，2018）。書中指出：1970年以後，美國關到監獄的人數節節上升。目前美國有220萬人受到監禁，480萬人處在緩刑或是假釋狀態。過去四十年，美國監禁人數增加五倍。這些受刑人主要是來自非洲裔社區的男性，13%的美國非洲裔人口，卻占有37%的坐牢人數。年輕黑人九人中就有一人坐牢，相對來說，白人年輕男性則衹有2%。中學學歷以下的黑人，60%在35歲以前都曾經坐牢，對他們而言，刑罰體系代替了教育體系。在監獄裡的生涯，使他們都能認識彼此。透過這樣的“社區”，每一個人都和犯罪者連結在一起，產生連帶汙名或連帶偏差行為。他們必須互相掩飾對方的罪證、幫忙別人逃亡，也因為如此，幾乎沒有人在社區可以當成是正常人。這不衹是一個人的偏差，而是整個社區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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