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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肆虐及其後果將深刻影響人們對“全球治理”的理解與主張 |
中評社╱題：試析全球“戰疫”及其對世界政治的深刻影響 作者：林利民（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序
自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以來，新冠肺炎相繼在中國與全球肆虐，其演變態勢呈現為範圍擴大、時間拉長等特徵。對此，有人形象表述說：“中國踢上半場、歐美踢下半場、或還有國家踢加時賽、甚至點球。”一些專家甚至認為這場災難有可能延續1-2年。
據統計，截至2020年4月18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20萬例，因病致死人數已超過15萬例。如全世界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像瑞士感染率那樣達到3‰、因病致死率像英、意、法、西、荷等那樣達到10%，則意味著全球感染者有可能超過2000萬、因病致死者可能超過200萬。①就此而論，這場新冠肺炎肆虐及全球“戰疫”無異於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並非“人對人”的世界大戰。
與此前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這場並非“人對人”的新世界大戰雖然死亡人數少一些，但波及範圍更廣，全球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國家被迫直接捲入，而且沒有“中立國”、沒有任何人以及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外。目前全球已有99%的人口、98%的國家和地區直接受新冠肺炎肆虐之害。②就像前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空前災難及巨大影響一樣，新冠肺炎肆虐不僅給中國與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災難，也對世界政治、人類安全、國際格局、人們的觀念與社會心理以及對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產生著史無前例的巨大影響。本文僅就新冠肺炎肆虐引起的這場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並非“人對人”的世界大戰對世界政治的影響略述一管之窺。
一、影響之一：加快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西降東升”
有學者認為研究世界政治有四個維度，其中第一個維度即是地理空間維度。③
從地理空間維度觀察，就像前兩次世界大戰深刻影響了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及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一樣，此次新冠病毒肆虐及全球“戰疫”首先將對世界力量對比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其中最突出的影響是加快業已進行中的全球地緣政治“西降東升”進程，即加快全球地緣政治重心由大西洋沿岸的歐洲向太平洋沿岸的東亞轉移的進程。
自新航路開闢以來，歐洲逐步成長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及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全球地緣政治中心地位達於歷史峰巔。經濟上，歐洲是“世界工廠”，1870年歐洲工業產量占世界64.7%；政治上，亞洲及非洲大陸的大部分都成為歐洲殖民地，其中歐洲人僅在亞洲就佔領了約9443000平方英里殖民地，約為亞洲總面積的60%，而亞非那些半殖民地國家，也大多受“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勢力控制”；在國際制度方面，當時全球8個有能力參與主導國際秩序的國家，有6個在歐洲（英德法奧意俄），當時的國際制度、國際規則及國際事務主要由歐洲國家說了算；歐洲也是全世界陸海軍軍備數量最多、軍備品質最高的地區。④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啟了歐洲衰落的歷史進程。經過4年大戰，歐洲受到削弱，有3個帝國垮台（俄德奧）、兩個大國精疲力竭（英法）。到1919年，歐洲經濟總量甚至不及美國一國；⑤亞洲的日本也開始強大起來。繼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二度受打擊，其中德意戰敗投降，英法被進一步削弱，從此退出世界一流大國行列。對於二戰後的世界秩序安排，歐洲從此不再擁有主導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進入其走下坡路的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歐洲不但失去了其近代數百年來所掠取的絕大部分殖民地，其經濟及綜合實力也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壓倒，其在安全方面還不得不仰賴美國保護。冷戰結束後，歐洲企圖藉所謂冷戰“勝利”餘威，並憑藉推進歐洲一體化，重振其國際影響力和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地位。然而，以東亞國家為主體的“他者的崛起”以及美國的打壓，導致歐洲在全球的經濟貿易份額和國際影響力不斷縮水，加之民粹主義崛起及英國脫歐等事件影響，歐洲的實力和影響力又開始經歷第四輪大滑坡。
在此次新冠肺炎肆虐過程中，歐洲成為重災區。截至2020年4月18日，歐洲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100萬例，幾乎占全球確診總數的一半；歐洲新冠肺炎致死率也是全球最高的；在目前全球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萬的前6個重災國中，歐洲占5個（西意法德英）。歐洲因新冠肺炎致死率也居全球之首，目前其因病致死人數已達10萬例，占全球因病致死總數的2/3。⑥不僅如此，號稱擁有世界上最高生活標準、最完善的醫療系統和福利制度、最文明生活習慣以及有歐洲一體化和歐盟做保障的歐洲各國，面對新冠病毒來襲，不但束手無策，脆弱得像一群“巨嬰”，且“各掃門前雪”，相互“截胡”其“一體化兄弟”的抗疫用品，盡顯自私自利本性。此次新冠疫情不但沉重打擊了歐洲經濟、貿易和綜合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尤其戳破了歐洲一體化的“皇帝新衣”以及歐洲人所極力自我表彰的所謂歐洲“後現代”價值觀、國際觀與“全球治理”觀。疫情過後，因憎恨歐盟及歐盟“當家國”在疫情期間未能及時向其施以援手，義大利、西班牙、奧地利等國的民粹主義政黨極有可能捲土重來、再掀“公投脫歐”浪潮，並極有可能成功。如繼英國“脫歐”之後，又有新的歐洲大國跟進，則歐洲一體化將再受重挫，歐洲的影響力及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將進一步下降，直至下降為歐亞大陸西端由大西洋和地中海、波羅的海包圍的一個小半島上的一群“富家翁”。
與歐洲全球地緣政治地位繼續下降成對照的是，此次新冠疫情過後，以中日韓和東盟為核心的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將一步明顯上揚，並最終完成東亞替代歐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的歷史進程。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百年間，東亞地緣政治地位的上升一直與歐洲地緣政治地位的下降相向而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歐洲，日本卻上升為國聯“五大國”之一，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也有一席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削弱了歐洲，東亞的中國卻上升為大國圈子中的國際“四警察”之一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且大部分由歐洲控制的原亞洲殖民地都推翻歐洲殖民統治而獲得了獨立；二戰後在歐洲進一步衰落的同時，東亞的中日等國的國際地位一路上升，中國成為中美蘇“戰略三角”中的一角，日本則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在“雁陣”模式下，東亞還崛起了“四小龍”、“四小虎”。
冷戰結束30年來，以中日韓和東盟為主體的東亞的地緣政治地位繼續加速上升。如今，東亞國家僅中日韓及東盟的經濟與貿易總量及實體經濟總量、船運量、客流量、發電量等，皆已超過歐洲之和。⑦美俄皆戰略“東移”及印度奉行“東向”戰略，一方面表明其正在調整戰略，以適應東亞崛起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的地緣政治現實，同時也進一步推動東亞在全球的地緣政治地位進一步上揚。
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東亞中日韓等國雖然最先遭遇新冠肺炎肆虐，卻因各國政府精準施策、及時採取應對措施，迅速遏制住疫情進一步擴散；而有儒家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的東亞各國民眾較之崇尚“個人自由”歐洲民眾，更能自覺接受各種“防疫隔離”限制。東亞各國以中國工廠為主體的實體產業鏈在抗疫鬥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及時生產出用於“戰疫”的各類醫療防護用品，以滿足中國及東亞各國的“戰疫”需求，甚至還向包括歐美在內的西方大國提供了大量其亟需的醫療防護用品。中國甚至出動醫療專家組到一些歐洲國家指導防疫救災，而不是相反，這可以說是近代數百年來的一次“開天闢地”。
更要指出的是，與歐洲國家相互“截胡”、“各掃門前雪”形成對照的是，東亞各國面對新冠疫情肆虐，卻能做到守望相助。當中國武漢率先遭遇疫情時，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都能積極支持中國抗疫，這與歐美國家隔岸觀火形成對照；直接救災能力較弱的蒙古給中國送來了3萬頭羊、緬甸則向中國送來2000噸大米，以表示對中國抗疫的支持。而當中國疫情好轉，日韓等國面對災情肆虐時，中國又向日韓等東亞各鄰國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救災援助。目前東亞各國疫情已進入可控狀態，災後重建工作也逐步展開。可以斷言，東亞各國災後的經濟復蘇、反彈能力也會高於歐洲各國。疫情過後，東亞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抬升，而歐洲的地位則將進一步下降。
二、影響之二：擊穿西方“民主優越論”，政治體制多樣化將成為世界政治潮流
分析世界政治的另一個維度是政治維度。⑧新冠疫情肆虐及全球抗疫鬥爭也將從各國政治制度孰優孰劣、政府組織力、動員力及其效率的維度影響世界政治潮流。
近代以來的數百年間，美歐等西方國家因其經濟科技發達，處在世界前列，也就不厭其煩地宣稱其以三權分立、權力制衡、搞“一人一票制”選舉的民主體制在全球政治制度比較方面有優越性，是世界各國的楷模。曾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就曾宣稱：西方民主體制雖然不是人類歷史上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卻是“迄今為止”缺點最少的制度。冷戰結束後，美歐等西方國家更是把蘇聯解體、蘇東劇變解釋為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甚至炮製出所謂“歷史終結論”，不但認為冷戰結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還宣稱歷史已經“終結”，西方民主體制將替代其他類型的制度，成為世界各國的唯一政治選擇。美國克林頓政府及其後的歷屆美國政府，更是宣稱要在全世界“擴展民主”，並將其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目標。
然而，此次新冠肺炎在歐美肆虐及歐美等西方國家政府在應對新冠肺炎過程中一錯再錯的拙劣表現，暴露了西方三權分立、“一人一票制”民主的根本性弱點。關於這一點，可通過新冠疫情在歐美等西方國家與在東亞等國家肆虐過程及其後果的對比、以及歐美國家政府與東亞各國政府面對新冠疫情時的不同應對模式、效果的對比中，得到一定的解釋。
東亞各國有20多億人口，約為歐美總人口的2.5倍，且新冠疫情最先在東亞中日韓等國突然爆發。截至4月18日，東亞各國確診病例約略超過13萬例、因新冠肺炎致死者約略超過5000例。而歐美總人口不足10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卻超過170萬例，約占全球確診病例的3/4；因新冠肺炎致死者已經超過12萬例，約占全球致死病例的90%。⑨顯然，無論是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因病致死者絕對數，抑或是二者占人口的比例，美歐等西方國家較之東亞國家都高出很多。還要考慮，東亞國家較早發現疫情肆虐，給美歐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數周預警時間；而美歐等西方國家較之東亞國家發達得多、其人均GDP大大高於東亞大多數國家，並有著較之大多數東亞國家更好的醫療設施。因此之故，對於歐美等西方國家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致死率較之東亞國家高得多以及其占人口的比例也高得多等現象，衹可能從政治體制孰優孰劣、政府危機管理能力及動員力、效率以及是否更有能力應對類似新冠肺炎這類大規模傳染性疾病流行的視角，得到更合理的解釋。
西方政治學理論在研究西式民主起源時，往往溯源至古希臘時期，宣稱美歐等有民主傳統，並宣稱西方之所以在科技、工業化、尤其是軍事科技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是因為西方有民主制度和民主傳統做保障等。不過，這些都不是事實。
實際上，古代希臘世界總人口不足100萬，散佈於地中海沿岸、直至北非和小亞細亞半島的數千個城邦中，其城邦大者不過數萬人、小者不過數百人。威爾斯在《世界史綱》一書中描述說，古代希臘“很少有”人口超過5萬的城邦，即使有人口超過5萬的“大”城邦，其中的居民也有“一半或過半是奴隸和異邦人，自由人的部分有2/3是婦女和兒童”。⑩就其本質而論，所謂希臘民主制，接近於原始部落民主制，沒有太多的經典意義和普世意義；而古希臘城邦間的戰爭，與村社械鬥沒有太大的區別。美歐等西方國家極力追捧希臘民主制，不僅是給美歐文化起源塗脂抹粉，而且有偽造政治制度史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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